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9-0171-11 一、从“文学理论”到“理论”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傲人成就，“科学化”也成为人文学科的共同追求。在人文研究领域，语言学是科学化的典范。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征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和成果，特别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自然就成为获取自身“理论”品格的重要途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苏联符号学派，等等，就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中发展起来的。自此，文学研究逐步摆脱印象式的“感觉”、非理性的“信仰”，以及浪漫主义的“传纪”的窠臼，回归文学文本本身，把文学文本视作具有“结构”与“功能”的独立的研究对象，以“科学化”的态度和方式来看待文学文本。从总体上说，结构主义诗学就已经明显体现着“科学化”倾向，文学研究真正成为一种“理论”建构，“文学理论”正式登场了。保罗·德曼对“文学理论”做过明确的限定和很好的阐释。他甚至把英美新批评也排除于“理论”之外，并认为，只有始于20世纪60年代雅克布逊、罗兰·巴尔特那种运用语言学方法的研究，才属于文学理论。德曼说：“只有当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再基于非语言学的方法，即历史的和美学的方法时，或更精确地说，只有当讨论的对象不再是意义或价值，而是在意义与价值确立之前的生产和接受方式时(这暗示着这个‘确立’是有问题的，以至于必须要有一个自主的批判性研究学科来考察它的可能性和地位)，才会形成文学理论。”“理论的出现，这一突破现在经常受人责难，将自身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抽离出来，它是随着语言学术语引入文学的元语言而发生的。”① 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深刻影响着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及诸人文学科的发展，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语言学恰巧是所有研究人类实践的学科里第一个作为精密科学建设起来的学科，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它最大限度地限定了自己选择的研究对象。所以，人文科学只需把语言学的方法移植到其他领域就行了。作为起步，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领域都当作语言看待……思想再次地透过语言的全景镜头，捕捉着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②语言学作为研究人类实践的学科中“第一个精密科学”，它势必越出语言学自身的藩篱，也越出文学理论的藩篱，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范例向其他研究人类实践的学科领域渗透和扩散。这一转向催生了理论的繁荣，一批大师式的理论家，如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阿尔都塞、米歇尔·福柯、皮埃尔·布迪厄、雅克·德里达等出现了，他们往往跨越了多个学科领域，产生了多方面的重大影响。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观念、观点及术语则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理论背景或资源，无论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它们从封闭自主的系统结构到向历史开放的系统结构，或追随语境变化的不稳定结构，乃至与权力息息相关的话语系统，都仍然扎根于语言学研究范式和观念的变化。因此，所谓“理论”(Theory)就是特指20世纪“语言论转向”以来，以语言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或背景，运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或原理、观点、术语而建立起来的各种思想体系和解释体系。 “文学理论”突破自己的文学领地而进入更为广阔的地盘，因此转向了“理论”，并由于理论巨大的解释力所形成的广泛影响和对诸学科的穿透力，成为各种批评背后的理论支撑，成为解释批评的元批评，由此而成为大写的“理论”。这是一个伴随着对语言的性质、结构和功能的认识逐步深化所必然引发的过程。当人们发现人的认识与语言密切相关，人与世界之关系存在着中介，人的世界是充满意义的世界，而权力正是暗中通过语言这个中介潜入其间，语言也就在人类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构成因素中赢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优先地位，语言学也必然强势介入各个学科领域，成为各学科借鉴、利用的重要观念、方法和资源。无论性别、身体、主体、身份、阶级、族裔、媒体、大众文化诸问题都被纳入语言论的视野，并因此扩张了理论的地盘。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理论朝向文化突围，并汇入文化理论，也是自身研究范式具有的特点所造成的。当文学理论把研究焦点设定为“文学性”“诗性”，聚焦于语言结构去探寻原因；当它密切关注语言结构及其表意问题，进而注意到表意过程从来就不是中立的，而是隐藏着权力关系，这就为理论越界预留下缺口，也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因而，所谓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只不过是将研究对象从文学扩张至文化，以致冷落了文学，其研究范式并没有与语言论相揖别，相反地，是语言论的深入和拓展，是野心勃勃的“殖民”。不过，在理论自“文学”向“文化”迁徙、扩张的背后，还存在着关于语言与符号之关系问题的认识。 文化并不必然地直接建立在语言的地基上，但是，它却离不开卡西尔所说的符号活动，因为文化本身就是创造意义的活动，必须以符号作为自己的承载。特别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符号的生产和传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突出现象，因此，借鉴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种种文化现象就成为历史必然。詹姆逊说：“用语言作模式或以语言为比喻的更为深层的理由必须在是否具有科学性或是否代表科技进步这些问题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寻找。实际上，它就在当今所谓先进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具体性质之中。这些国家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世界图像：在那里，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而各种各样的信息却达到了饱和的程度；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商品网络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在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方法和把我们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场有规律的、虚妄的恶梦之间存在着非常和谐的关系。”③当各式各样的符号系统覆盖了社会生活，重新塑造、组织和结构着社会生活，甚至重塑了人化自然，人们已经无法离开符号来生活、感知和思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