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是“五四”以来在吸收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欧洲以及俄苏的现实主义理论。这自然是“五四”以来我国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斗争需要的一种选择，在历史上也确实产生过积极而有益的影响。但现在看来，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也是存在的。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倾向，即把文学的性质与科学等同，并完全以科学的观点和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这认识显然是比较粗浅的。这种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倾向的形成，就理论本身的原因来说，大致有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五四”时期在介绍欧洲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理论时，不同程度上都把它与“自然主义”混同，以自然主义所谓的“科学的精神”来解释现实主义，在“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主要理论家茅盾的一些文章中，就突出地存在着这种情况。如他在借欧洲的文学理论来印证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为人生、真实地表现人生，亦即所谓“人的文学”和“真的文学”的主张时，特别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乃是构成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的根基，认为“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注：茅盾《文学与人生》，《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第113页。）从这一认识出发，茅盾在当时对自然主义曾作了大力的推崇，认为“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它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自然主义作家所追求的“最大的目标是‘真’；在他们看来，不真就不会美，不算善”。（注：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同上，第49、42页。）出于对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的迷恋和崇拜，他也就以自然主义为标准来衡量现实主义，甚至认为“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实为一物”，要说区别也只不过在于“描写法上客观化的多少”，并没有什么质的不同。（注：茅盾《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小说月报》第12卷第6号。 ）尽管在创作实践上，“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注：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12页。）；但在理论上，由此而形成的以真为鹄的的唯科学主义的传统却一直沿袭了下来，并对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0年代以后，这一认识又进一步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我国来的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强化。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的学说，在吸取了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别林斯基等人美学与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思想如周扬所概括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的真实的。”（注：周扬《文学的真实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尽管胡风、冯雪峰等对于文学理论中的这种客观主义的、唯科学主义的倾向都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为文学中作家主观、情感因素的回归作过热情的呼喊，但终于都被有些人借助政治的力量把它们压了下去。以致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现实主义的目的就是反映生活真实，向人们提供知识，服务于人的认识；至于文学中的人文的、价值的因素，几乎都一概被逐出了理论的视野之外，不再为人所提及了。 其次，在片面地提高和强调现实主义文学科学价值的时候，对于欧洲浪漫主义的理论又作了不恰当的贬低。在“五四”时期，与文学研究会热切宣扬现实主义理论的同时，创造社作家也把浪漫主义理论介绍到了我国。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一般只将浪漫主义理解为内容上的“主情主义”、艺术上的“自由主义”、甚至“唯美主义”，认为它在思想倾向上带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又由于浪漫主义理论自身所存在的某些思想局限，如主观性、内向性等等，与我国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就显得并不那么协调。所以，随着反帝的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就连当初创造社的中坚分子，也都纷纷予以舍弃。再加上受了歌德、海涅、勃兰兑斯和高尔基等人观点的影响，以致人们一般都把浪漫主义看作是一种主观的、唯心的、消极的、病态的、逃避现实的创作倾向。如当年“狂飚突进运动”的主将歌德后来就曾对浪漫主义作过这样的贬斥，说“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最近一些作品之所以是浪漫的，并不是因为新，而是因为病态、软弱”。（注：爱克曼《歌德谈话录》，1829年4月2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88页。 ）虽然高尔基看出了在浪漫主义内部也存在着的某些差别，试图把它们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注：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 ）但这主要也只是就它们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的差异而言，却没有看到浪漫主义思潮在理论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的统一性，以致把作为消极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的德国耶那浪漫派理论中的一些积极的内容也当作消极的东西来予以否定。因而歌德等人的批评（虽然主要是针对耶那浪漫派来谈，并非为整个浪漫主义思潮作结论）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浪漫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样，浪漫主义理论自“五四”后期以来在我国就很少有人对它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值得玩味的是：浪漫主义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中遭受批判的时候，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受到极大的青睐。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代表卢卡契直到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像布洛赫、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都无不从浪漫主义那里吸取了大量的思想营养。如布洛赫就曾十分强调地指出：“重要的艺术作品的伟大和永久魅力， 正在于它们通过前类似（Pre-Samblence）和具有乌托邦意味的领域的丰富性而产生的效果中。”他还引用了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世界地图如果少了块乌托邦国度就不值一瞥”的话，来说明诗性的预感和诗的梦想对于文艺作品的重要。（注：布洛赫《原型和文艺作品中的乌托邦》，《现代美学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7—199页。）这是因为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为指导来建构文学理论的，着眼点在于文学与社会存在和社会基础的关系，要求文学反映并服务于正在变革的轰轰烈烈的社会现实，这就决定了它们都比较看重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前苏联理论家在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十分强调“我们的两脚踏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文学是不能和浪漫主义绝缘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应当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文学的创造里去”。（注：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0页。）“我们不仅要知道两种现实——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我们还必须知道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会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什么”（注：高尔基《我国文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学》，《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08页。）， 但这种浪漫主义一般被解释为“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去反映现实的结果，着眼点还是在于认识。至于探讨人生价值的传统的浪漫主义，一般还是被当作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思想在文学理论领域内的反映，一种脱离实际的、想入非非的创作倾向而予以抵制和排斥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从“社会批判理论”出发来理解文学的，它的批判矛头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工业文明所造成人的价值的贬低和物的价值的提升，以及由于物的支配和奴役所导致的人性的分裂，把革命的目标看作是为了把人从这种异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而重新获得自由。由此出发，它们都要求文学承担起抵制人的异化，克服人性分裂，拯救人的灵魂的任务。因而它们认为浪漫主义的诗与人生合一的理想维护和扩大了人的整体性和人的精神的自由，从而使得人有可能实现真正地拥有自己生活的世界的目的。这样，文学也就被看作抵制人的异化的有力武器。这就决定了它们与前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反，一般都对现实主义的理论缺乏兴趣，而纷纷从浪漫主义的理论遗产中去寻求它们的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