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实处境和传统文化的危机已经暴露无遗，作为危机的一种焦虑式反应，域外新说特别是西学的引进，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热情从事的一项工作。除严复、梁启超等以外，更为年轻的王国维于此用力甚深，有研究者统计，他署名和未署名的译篇字数以百万计，广及13个方面，而以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为大宗。（注：佛雏：《王国维引进西学述略》，为《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一书的附录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00— 406页。）尤为突出的是他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译介和运用，从他早期一系列个人色彩极浓的哲学、美学论文和文学批评，乃至诗词创作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叔本华和尼采学说的深刻印记，而且他把外来的思想融入了自我个体生命的内部，使之从外在的东西变为感同身受的切己内容。1904年，27岁的王国维撰《红楼梦评论》，立脚于叔本华的理论，通过对一部中国古典名著的全新解释，勾画了一幅由意志、欲望、痛苦、解脱等诸要素环环相生、节节相扣而其中又有绝大之疑问存焉的人生图景。 稍晚一些时候，1907年，鲁迅作《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发表于次年的《河南》月刊；这一年的《河南》还发表了没有写完的《破恶声论》。这3篇论文和2册《域外小说集》集中体现了辛亥革命前鲁迅的现代思想意识。《摩罗诗力说》所述的是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派”，在思想和艺术风格上大多可归为浪漫派或“前现实主义者”，可是鲁迅却程度不等地为他们涂上了尼采的色彩，做了接近现代思想意识的变形，而且这篇文章的题记就出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文化偏至论》则直接介绍西方现代文化，论述了斯蒂纳、基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等。其中尼采思想对早年鲁迅产生的影响最为突出，一如在更大的范围里，此前此后一段时期内介绍过来的西方哲学家中，尼采对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是最大，新文学初期的其他重要作家，如郭沫若、沈雁冰、田汉等，也或著文或翻译，宣传和张扬尼采学说，形成思想热点和冲力。（注：田汉译《说尼采的〈悲剧之发生〉》，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沈雁冰的长文《尼采的学说》，连载于《学生杂志》第七卷第1至4号，1920年1至4月；唐俟（鲁迅）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载《新潮》第二卷第5号， 1920年9月；郭沫若译《查拉图斯屈拉》第一部和第二部共26节内容， 分26次连载于1923年5月至1924年2月的《创造周报》。） 除了尼采的个人主义意志崇拜和建立在批判传统文明与市侩主义基础上的超人哲学，对中国新知识分子现代意识的形成产生过相当大作用的，还有柏格森的反理性的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1914年，《东方杂志》介绍了柏格森的学说，随后又有《教育杂志》、《新青年》、《民铎》等刊物推波助澜，（注：钱智修译《布格逊学说之批评》，载《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4号，1914年9月1日； 钱智修：《法国大哲学家布格逊传》， 载《教育杂志》第八卷第 1 期，1916年1月20日；刘叔雅：《柏格森之哲学》，载《新青年》第四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柯一岑：《柏格森精神能力说》， 载《民铎》第三卷第1号，1921年12月1日。其它介绍柏格森的文章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民铎》第三卷第1号为柏格森专号， 上举柯一岑的文章还由柏格森学说介绍了“意识流”（Conscious Stream）的概念。）张东荪译释的《创化论》191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21年《民铎》第三卷第一号推出柏格森专号（其中的作者和译者有严既澄、柯一岑、蔡元培、张东荪、李石岑、吕澂、瞿世英、冯友兰、杨正宇、范寿康、梁漱溟、张君劢等），柏格森思想的传播已达高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柏格森学说差不多同时介绍进来，到20年代，出现了系统细致叙述其理论的长文，如朱光潜的《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注：朱光潜：《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载《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14号，1921年7月25日。）， 而且出现了将精神分析运用于文学批评和人物考释的实际尝试，其中有名的例子，如郭沫若1921年作《〈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注：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以证文艺创作源于性欲的升华；到1923年，他又发表《批评与梦》（注：郭沫若：《批评与梦》，载《创造》季刊第二卷第1 期，1923年5 月。），更以自己的创作来验证精神分析学说。再如潘光旦1924年发表的《冯小青考》（注：潘光旦：《冯小青考》，载《妇女杂志》第十卷第11期，1924年。后来潘光旦又对此文“重加厘定，于其性心理变态，复作详细之探讨”，充实成《小青之分析》一书，1927年9 月由新月书店出版，再版时书名改为《冯小青》。），以弗洛伊德的“自恋”、儿童性欲说对一个中国明末女子作典型的精神分析，堪称绝妙佳例。鲁迅也坦言他的“故事新编”《不周山》，是取弗洛伊德之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注：《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41页。）。例证繁多，不胜枚举，事实是从20 年代一直到40 年代的文学创作，弗洛伊德的影响不绝如缕，在在可见。 这其中有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令人注目，那就是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明权选择连载于《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21年1月16日至22 日），而后又有“未名丛刊”鲁迅的译本和“文学研究会丛书”丰子恺的译本，鲁迅译本至1935年已经印到12版。（注：《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本列入“未名丛刊”，新潮社1924年12月第 1版，北新书局1928年8月第5版，1935年10月第 12 版；丰子恺译本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1925年3月第1版，1932年9 月国难后一版。）这部书的作者创造性地综合了柏格森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对文艺的起源作了现代主义观念的解释，强调生命力的冲动和创造，这一思想不仅波及创作，而且渗透进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中，直到40年代胡风的文艺理论，仍然可见其活跃的冲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