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备忘录，旨在为学界反思晚近20余年来“思想—学术”关系，提供一份有待公证的私人证词。 所以强调“有待公证”，是因为任何过来人皆无法保证他对历史场景的追述，纯属客观纪实，而不同时夹缠一个在场者或目击者难免的情态印记与事后思绪。或许历史之所以不应被忘却，也很难被忘却，是因为真正感动或惊动过你的那段历史并不会消逝于无形，它不过是以另一种形态无声地融入了你的生命年轮，以至当你噙泪触摸那段曾参与过的历史时，其实你是在重温你留在历史肌肤上的那片温热。 另须交代的，是题中“新潮”一词，特指新时期以来曾深刻影响中国人文学术态势或走向的社会思潮。 一 晚近20余年的学术思想史，下限是当今，上限在哪里？我觉得应拟定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思想务虚以及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有人说，1978年是“痛并快乐着”的日子，有一种呕吐感，把“文革”十年、“文革”前17年硬塞入脑袋的污秽吐出来。从学术思想史角度来回眸1978年，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不纯属于学术思想史范围，它首先是一个政治事件，是要把执政党从“凡是派”的禁区中解放出来。“两个凡是”就是“凡是伟大领袖说的话不能怀疑，凡是伟大领袖定的案不能甄别”。假如都按“凡是派”思路来办，中国就不可能从“文革”废墟中走出来，邓小平就没有东山再起之日，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迎来新时期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中共健康力量希望中国能够更快地摆脱这样一个禁区，不再是一个领袖说了算，不再是一句抵一万句，而是看他所说的话实施后结果如何，而结果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中国社会积重难返，濒临崩溃。于是造神运动就破灭了，于是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大地回春，“大地微微暖气吹”，一下子大家觉得灵魂复苏了，可以自由呼吸了，很多以前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以前不敢说的敢说了。这当然为邓小平复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理论务虚开创了好局面，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个政治事件。但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学术发展，它的前提也是解放思想，假如说中国人文学术氛围自新时期来，比共和国任何时期都较正常一点的话，它的起点也是1978年。1978年前，或“文革”前17年，几乎整个中国学界都是在围绕着政治转，围绕着某人的长官意志在走。无论“文革”十年，还是“文革”前17年，看表面，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似乎很热闹，很繁荣，但这种繁荣是畸形的，不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繁荣，而是让“影射史学”、“阴谋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繁荣，这种繁荣很不正常。比如姚文元这样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文学术的人格象征，而是人文学术在当年如何成为“奴婢”的象征。也就是说，假如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社会不能从历史灾难中走出，人文学术的任何发展都不可能。中国人文学术也是从1978年开始尝试着用自己的脚走路。 二 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是周扬、王若水、王元化三人联手发起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就本土语境而言，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术讨论，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道主义问题一提出，会引起震动，为什么讨论还没展开就被窒息在摇篮中，甚至其作者还承受了那么大的代价：王若水失去了《人民日报》副总编一职，周扬后来被恐惧弄成一个植物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谜底便是：“文革”十年和“文革”前17年中国社会上大体是个不准谈“人”的社会。有人说“谈鬼色变”、“谈虎色变”，中国社会相当长时期是“谈人色变”，不能从“人性论”角度谈人，只能从“阶级论”角度谈人，据说人在阶级社会里首先是阶级的一员，阶级是有其先锋队的，所以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党性”，“党性”最重要，人性也就可忽略不计。若有人偏要斗胆谈人性（如巴人），就是“抽象人性论”或“资产阶级人性论”，而谈“资产阶级人性论”，他就是“思想上的反对派”，离反革命就不是很远了。只能谈“阶级”，谈“阶级”还只能谈“阶级斗争”，还不宜谈“阶级合作”，谈“阶级斗争”就是谈斗争哲学。当一个社会连人都不便谈，那么人的现实境遇将会变得怎样？只能是：当你无法把一个人当人时，人家也可以不把你当人。在人类社会，人应是第一可宝贵的，但实际上，人又未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那么这社会便不免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人就会被“异化”。所以1978年后提“异化问题”，其本意是讨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人被异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失去了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说的两点：一是自由，二是自觉。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价值上充分觉醒，行为上能驾驭自己的独立主体。用当时的主流话语讲，是螺丝钉，用刘少奇的话来说，你假如是党员，那么你就是工具，驯服工具，驯服到什么程度呢？就像一辆汽车，党就是驾驶员，党坐在你这辆汽车上，把你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在60年代还流行一句话：“可以在政治上犯错误，不能在组织上犯错误。”政治上犯错误不是你的错误，是你上司的错误。这一种毫无“自由自觉”可言的精神状态到某些时刻会变成一种很荒诞的现象。王蒙在1979年写过一篇题为《布礼》的小说就描述了此类荒唐。《布礼》即“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主人公钟亦诚，他对党忠诚，但1957年他写了一首小诗，被戴上“右派”帽子。王蒙写这个“右派”的内心悲剧。他不相信自己是反党分子，14岁参加中共，我怎么可能反党？但同时他灵魂深处有一声音响起：你怎么不反党？鉴别一个党员是否反党有一标准，即是否听党的话，现在党说你反党，你却说自己不反党，你不是明摆着在反党吗？为了表明我对党忠诚，党说我反党，我就算反党，但反党分子是什么呢？是党健全机体上的一块肿瘤。既然是党机体上的肿瘤，就应该动手术挖掉。把你这块肉挖掉，你这块肉是什么呢？烂肉！腐烂的肉！腐烂的肉应该扔到历史垃圾堆。一想到自己成了一块烂肉，应该扔到历史垃圾堆，他就非常痛苦。他想我把心都交给了党，却成了一个没心肝的人。于是他呼唤：“毛主席啊，我该怎么办？”什么叫“人的异化”？这就是，而且不是由别人，而是由王蒙（后任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来文学地表现“人的异化”留给他的心灵创伤，这更别具精神史风味。简言之，假如说1978年中国社会从“凡是派”禁区解放出来是第一环节，那么，新时期学术思想史所必须经历的第二环节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越”讨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