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2)04-0079-08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全球一体化的新语境下对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品格进行反思，引发了有关“现代性”与“近代性”之争。以现代性为切入点和基本视角无疑为把握新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廓清其历史构成和临界，凸显其基本品格和质素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然而以源于殖民化危机的救亡式现代性诉求为指归的新文学复杂多变之发展态势远非现代性与古典性这一对矛盾可以涵括，因现代性为近代性所阻，呈曲折往复之形态而取消其“在场”地位与功能，谓新文学为近代文学之说亦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置身于特定历史时代背景之下的新文学呈现出近代性与现代性多元互补的历史形态，是在近代性和现代性互反互动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文学。近代性内部突显为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纠缠盘结的矛盾态势，而作为近代性之反动的现代性则是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统一体。综观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性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与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共同“在场”构成多种力的“平行四边形”，营构了新文学复杂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也缔造了曲折往复的发展态势及此消彼长的多重品格。 自由竞争：近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纠结攀长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以个性主义、理性精神为内核的启蒙现代性走进了新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灵魂深处，成为烛照近百年文学之梦的一个不灭的理想。它不仅为新文学的发展营造了迥异于古典传统的文化生态环境，而且沉潜入新文学的母体之内委蛇曲折然而坚定地参与了新文学的历史建构和品格塑造，且升华为一种理性诉求，为新文学提供了价值判断标准。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人文精神的指引下，从五四初期的“问题小说”、“问题戏剧”，到文研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湖畔诗社的创作，汇成了一股势头强劲的启蒙文学潮流。然而，启蒙现代性潮流的风起云涌并不意味着对文化近代性的完全超越或消解，实际上，在新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近代性始终作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与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产生着强烈的磨擦，只是在五四启蒙运动热潮中稍稍遮蔽了行迹。 近代性在新文学内部的崛起和强大有其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这一点由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驱现代性诉求的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之紧张可见渊源。新知识分子突破了洋务时代“中体西用”的思想樊篱，将社会变革引向传统文化内部的价值结构层面，以获取人的解放和自由为重构现代化文化价值体系之最深层、最根本的变革。而欲由人的解放达成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必先实现由传统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向个性主义价值观的转化。陈独秀“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的号召，胡适“个人主义”的宣扬，李大钊“自我的解放”的倡导，鲁迅争取“人的价格”的呐喊等等，皆是为在中国确立人文主义价值观鸣锣开道。然而我们不能忽视文化先驱重建文化价值体系的现代性诉求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作出的一种文化选择，“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与其说是源于‘人的发现’的形而上哲思，毋宁说出自民族救亡的现实需要。”（注：高力克：《求索现代性》，浙江大学出版社版，第99页。）亦不能忽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基本结构的稳定性及其历史惯性，诚如托马斯·哈定所言：“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注：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西方外力可能会对传统文化表层结构和价值规范带来极大的冲击，却难以撼动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和价值原则，这一结构的深层价值原则在新知识分子文化心理上的投影必然会膨胀为启蒙现代性的障碍。坚信民族的现代化必须以实现从群体意识向个性主义的转场为前提的陈独秀、胡适，很快便由既尊重个人又尊重社会的平衡论走向了在社会整体中获得生命真实意义和永久存在的“大我主义”。这种背离了个性主义的“大我主义”，其价值理性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矛盾焦点的改变而在阶级、民族等特定的集体范围内发生着取向上的变化，并且不动声色地将个性主义立场与群体立场进行了置换。陈独秀等由个性主义到群体意识的转化代表了新知识分子从渴望彻底突破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到企图整合中西基本文化价值结构的思想变化轨迹，也暴露出特定历史语境中启蒙现代性所必然遭遇的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悖论。 发果说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之稳定性与历史惯性所造成的价值理性对历史理性渐次疏离乃至最终背离，导致了日益强大的近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驱逐与颠覆，那么人文历史语境及其思想文化资源、哲学基础的匮乏亦是新文学现代性为近代性所逼迫的一个重要根源。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有赖于前数世纪的思想积累，这一点是当时的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的。启蒙哲学知识继承了那几个世纪的遗产，对于这一遗产，已经进行了整理，去粗取精，有所发挥和说明。”（注：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然而以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以封建礼教为思想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没有生成启蒙运动思想文化资源的功能，不仅使中国启蒙不能像西方那样在获得丰厚的“思想积累”的前提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无法为重建文化基本结构和价值原则的现代性诉求提供方法论的支持。更令人深思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启蒙思想资源、哲学基础以及方法论的缺席使启蒙现代性诉求又陷入其自身一个更大的缺陷之中，即它虽然在历史理性层面体认到突破传统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文化基本结构及价值原则对于民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却忽视了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基本结构运作方式即基本思维方式的改革。康德说过：“启蒙就是敢于认知。”这一命题必然包涵了认知对象、认知方式、认知主体等“问题意识”在内。中国启蒙运动将认知的主体定位于大众，以西方启蒙运动的现成文明成果作为大众认知的对象，对于连接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思维桥梁，即认知方式则基本没有涉及。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先驱对启蒙问题意识的理解与西方有着相当大的差距。除去社会转型、社会运动本身的制约外，“就这一运动自身而言，不能不承认它有着过于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集中到一点，它太急于求成了，因此太注重于用一个又一个现成的学说来对民众进行灌输，而忽视了功效似乎比较迂回的包含启蒙思想家在内的整个民族思维方式自身的革命。它始终没有对以理性思维取代占支配地位的传统思维方式给予起码的重视，更不用说给予足够的重视了。”（注：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序》，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曾经对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认知方式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作用有过精彩的论述：“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然而中国的启蒙先驱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中只将目光聚焦于现成的文明成果，如进化论、人权说、社会主义，却没有意识到改革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实质上便是改革其基本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的启蒙运动来说就是实现由传统的道德本体主义思维方式向理性思维方式的变革。这种忽视既缘于急于求成的文化心态，又表现为一种因长期浸润在传统道德本体主义思维方式结构而成的文化价值体系之内而产生的群体无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