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缘起 青年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不仅投身于文学反对派运动“青年德意志”，而且还参加了哲学反对派运动“青年黑格尔派”并加入了“自由人”团体，而同一时期的马克思只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青年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可具体分为巴门(1833～1838.8)、不来梅(1838.9～1841.3)、柏林(1841.9～1842.10)和曼彻斯特(1842.11～1844.8)四个阶段，其中，恩格斯在不来梅和柏林期间的文学等活动与本论题密切相关。① 时至今日，为何还要关注这一看似“老掉牙”的问题？ 首先，从恩格斯思想的整体性看，他的文学思想与宗教、政治、哲学、经济等思想一样，都是其思想总体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除不得不从事的实习经商活动外，文学活动是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自觉自愿从事的第一个社会活动，他随后还参加了哲学、政治、社会等其他活动。不过，以往的诸多研究往往把探究的重心都聚焦在恩格斯的宗教、政治、哲学、经济这四大思想领域，对他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尚未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剖析，这就需要我们厘清他在“前史时期”文学思想的发生、演进及其与哲学、政治、经济等思想之间的关系。 其次，从恩格斯文学思想的总体性看，他与“青年德意志”的关系恰好处在这个总体的关键位置。众所周知，在青年恩格斯十分短暂的文学生涯中，他主要是以“青年德意志者”的身份在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活动，因此只有厘清青年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的真正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他在不来梅期间的文学观念、美学理想等，才能深入理解他的文学思想、审美取向等在此后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相关变化。其他诸如恩格斯与德国民间文学的关系，与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与德国晚期浪漫派以及与弗莱里格拉特等之间的关系，也是其文学思想总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因篇幅所限，我们再另文探究。 再次，从恩格斯文学批评理论自身的完整性看，他的批评理论是由“前史形态”与“初始形态”共同构成的，两者缺一不可。所不同的是，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是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独立完成的，而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共同完成的。作为“青年德意志”的追随者，青年恩格斯的创作与批评活动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他在“前史时期”的文学观念、批评理想等。 基于上述考虑，当今依然有必要对此论题进行再审视、再探讨。那么，关于这一论题的相关研究已推进到何种阶段？从笔者掌握的现有文献资料看，自19世纪90年代至今，国外学界主要围绕“青年德意志”这一问题展开具体讨论，恩格斯与“青年德意志”的关系这一问题未被重点关注与讨论。②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得十分不够。③针对此种状况，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切入：其一，何谓“青年德意志”？我们是按照传统惯例还是如勃兰兑斯那样按照研究者自己的理解来把握？④其二，如何才能具体且客观地“呈现”恩格斯接受“青年德意志”的整个过程？其三，如何评价作为青年德意志者的恩格斯的文学创作及其评论？根据以往研究存在的主要缺憾与不足，本文把第二个问题作为关注与思考的重心，而把第三个问题留待以后再探究。 在接下来的三个部分中，本文拟通过对恩格斯的书信、创作、评论、政论以及他人研究文献的“细察”，希望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其接受“青年德意志”的“完整”过程。简言之，本文把恩格斯这一完整的接受过程“场景化”为初步接触、诚心归附、自觉疏离、自我清算、严苛批判五个阶段，它们依次发生的过程恰好与恩格斯自身思想的发生、发展、转变以及所关注的问题领域的转换等紧密关联。⑤ 接触与归附 不言而喻，接触阶段是归附、疏离、清算、批判这四个阶段的“认知锚点”，这个“锚点”也有属于自身的“前奏”，即恩格斯在家乡巴门时已经对“青年德意志”“有所耳闻”。正如一些学者所论，由于政府禁令的限制以及虔诚主义家庭的思想束缚，巴门期间的恩格斯不可能阅读“青年德意志”作家的相关作品及其评论，由此导致他对这一文学派别的了解仅限于“听闻”状态。 1838年8月上旬，即将年满18岁的恩格斯来到了德国自由港不来梅一家商行实习经商。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青年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具有东风情调和异域风情的浪漫诗歌对这时的恩格斯产生着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839年3月底。⑥由于不来梅是一个自由城市，青年恩格斯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禁书，这当中自然包括“青年德意志”作家的相关作品及其评论。问题在于，即时的阅读并不等同于顷刻的接受，恩格斯还需要一些时间对它们进行充分“消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1838年9月1日、9月17～18日致格雷培兄弟的两封信中只字未提“青年德意志”了。 四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彻底改变。恩格斯在1839年1月20日的信中首次谈及“青年德意志”：“柏林的青年德意志是很不错的一伙人!他们想把我们的时代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精神状态和各种微妙的相互关系’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什么就胡乱写什么，为了把篇幅填满，我们就描写一些不存在的事物，并把这称之为‘精神状态’，或者我们东拉西扯地说一通，而美其名曰‘微妙的相互关系’。泰奥多尔·蒙特这个人在提到那个‘想把舞蹈跳得同歌德齐名’的塔利奥尼小姐时，是想到什么就胡乱涂几笔，他剽窃歌德、海涅、拉埃尔和施蒂格利茨的漂亮词句来装饰自己，写些有关蓓蒂娜的极为可笑的废话，这一切在他的笔下竟如此时髦，如此时髦，以致任何一个无知的傻瓜，或者任何一个年轻、虚荣、放荡的女士肯定都喜欢看。蒙特在莱比锡的代理人奎纳现在是《雅士报》的编辑。这家报纸看上去活像一个女人，虽然她的身材只适宜穿裙环，现在却硬穿上一件时髦的衣裳，每走一步，都可以透过柔软贴身的衣服看到她那线条柔美的大腿。真是妙极了!还有亨利希·劳伯!这家伙一个劲地胡乱塑造一些虚幻的人物，写了一些不是游记的游记，废话连篇。真是可怕!我不知道，这对德国文学会产生什么影响……”⑦由这段引文可知，恩格斯一方面认为“柏林的青年德意志是很不错的一伙人”，但另一方面又对蒙特、奎纳、劳伯等作家做出了颇为负面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