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惠敏（以下简称“金”）：您好，伊瑟尔教授！按照你们德国人严格的称谓，我们即使不是“朋友”(Freunde)，也是“老相识”(alte Bekannte)了。当年我在翻译您的《阅读行为》时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它所给予我的启示至今仍是我的理论潜能的一个部分。非常高兴有此机会当面与您谈一谈您的接受理论，特别是您在接受理论之后所开辟的文学研究的人类学方向。在中国批评家的眼中，您的名字是和接受美学联系在一起的，这很自然，因为您的接受美学被引进时恰值80年代中期理论批评界的“方法热”，您的代表作《阅读行为》的三个中译本就是在那时被列入计划并陆续出版的。而后又有学者专题研究您的接受理论参考您的框架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解释学。我的意思是说，您是作为接受美学家而参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的。遭逢“热”的人物，您知道，尤其易为历史所定格。 但是我注意到，早在我们闻知您的接受美学之前的1978年，您在论文《当前文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与想像的》中就已经开始在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框架中思考文学问题了。到了1989年，您可谓名副其实地《迈向文学人类学》，虽然这篇论文在90年代初期就被译成中文，但并未引起实质性的反响；或者更糟糕的是，它有时还被严重地误解，例如，有位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教授一方面批评您的文学人类学由于先在的艺术人类学而显得了无创意，另一方面又认为您的人类学转向支持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仍然前程远大的论断。我想，这主要是由于多数中国批评家尚未读到您的《虚构的与想像的：文学人类学的视界》(The Fictive and Imaginary:Charting Literary Anthropology,Th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3)一书的缘故，尽管该书的主要思路都已先行发表在《迈向文学人类学》一文了。因此，我首先特别希望您的谈话能够向我的中国同行介绍您在您学术事业的新阶段即读者反应批评之后的阶段所取得的新的成就。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从读者反应批评转向文学人类学？这一“文学人类学转向”是否产生于您对自己的读者反应批评的某些缺陷的认识？盖布里埃乐·施瓦布(Gabriele Schwab)教授在其近著《镜子与凶手王后：文学语言中的他异》中指出：“尽管70-80年代读者反应理论和接受美学仍在强调审美经验的特殊性，但在今天倘若还是一味地埋头于美学，那就是几近于陈腐了。”我不知道您是否会接受她的这个批判性断言。 沃尔夫冈·伊瑟尔（以下简称“伊”）：读者反应批评或称接受理论，后者我自忖是一个更能表达我所追求的事业的命名，其最所关注的是一个文本使其读者做出什么反应，而对于这一文本自身可能意谓了什么则并不怎么在意。因此，接受理论的主要兴奋点是文本的处理，我认为这至今仍是一个重要问题。 您或许知道，流传的不少中国古典著作都夹有随文的评点，告诉读者该文本应当如何如何地阅读。插入这些导读文字表明，阅读作为对文本的一个表演不能留给读者随心所欲；相反，作者的意向性意义必须直接导入读者的意识，以此刻意防范他们对文本意义的再造。但是我们切莫忘记，作者的意向并不能完全保证读者所把握的一定就是其所指向的那一对象。是读者在处理作者的意向，其结果于是就未必与作者原先所意欲传达的尽相符契，因为，这当然就是主要的原因啦，每一位读者都是在一个有别的知识与情感的语境中生产出文本被移写的意义的。 接受理论为调查在阅读活动中发生了什么提供了一个框架，这样一个目标照着我的理解是绝对不会过时的。由此而言，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接受理论，而是试图提出产生于它的那些问题，以及那些解释我何以转向我所谓的文学人类学的问题。文学人类学的任务是双重性的：第一，它旨在回答接受理论所遗留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需要阅读、我们为什么迷恋于阅读；第二，文学尽管是虚拟的但在何种程度上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人类自身构成的某种东西。在这一方面我只是顺从了我们学术活动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对问题的回答或解决又创造出新的问题。鉴此我不能苟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它声称作为一种理论它把握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知识，以它这样一个绝对诺斯替主义的观点看，其它任何种类的研究都是毫无意义可言的。 再者，我也不能同意盖布里埃乐·施瓦布的概述。回首美学的历史，真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如今它又走出死荫的幽谷而重抖丰采。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了，美学何以能够再度崛起、赫赫然耸逼于我们的面前？最近我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美学复兴的文章，是应一家刊物之约而写的，他们辟出一期的专刊组织研讨美学回归的原因。 金：您批评某些类型的文学理论，例如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以及社会理论的等等，“将毫不相干的取向强加于文学”，您希望您自己的理论启导式“不是取自于其它学科而后强加给文学”。我完全理解您的善良意志，理论或方法应该无限地切近其对象，只是我不知道您如何能够保证您自己的文学人类学不是把取自于人类学的某些框架强加于文学，因为文学研究与人类学无论如何都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学科。我认为，不管是在精神分析与文学之间抑或在人类学与文学之间，只要“嫁接”就意味着“强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