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通的核心在通 会通，或融会贯通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界所趋同的一种基本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长期处在频繁的思潮变换和激烈的中西文化碰撞及对话之中，知识形态和学问品格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际确实大有众声喧哗之概，各种文化思潮和学术体系以不同的声音、言语、观念，诉述着自己的合理性，于是热闹中求深沉，一些视野开阔的学者面对丰富的智慧闪光和思想要素，开始了不同形式的创造性综合，或综合性创造。学术在质问和反观自身时，它发现自己的生成和存在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首先是视野和视野中的对象改变了。现代世界视野的形成，西方数百年、尤其是近百十年历时性发展而成的各种思潮、术语和思想要素纷相涌入，经过译介、解释、应用和转换，却在中国思想学术界沉积成、或筛选出一种共时性的文化思想材料的布局，一种互为矛盾，又可以互相折射和吸收的思想回音壁。这种思想回音壁的效应，提供了异常开阔的思想空间和文化阐释的可能性，在七嘴八舌中把中国数千年间的思想文化资源惊醒了，激活了，它要求对话，要求创造性的解释，要求在去芜存精中再振自己的当代价值。其次，学术的身份和价值改变了。也许在某些学者心中还有“名山事业”的情结，但报刊媒体和学府讲台的存在，使许多学术著作的稿本和讲稿，一经成形，即以比较明白有趣、甚至掺上水分的方式，面对社会公众和莘莘学子。学术成为人师或业师的文化手段，在世俗的层面上说，它甚至成了稿费和职称薪水的交换物。其三，学术的生产场合也改变了，寂寞的书斋之外，还有热闹的会场。会场有政治性的，有文化思潮性的，也有学术交流研讨性的。学术也由此出现了启蒙性、开拓性、建设性和投机性等等不同的流品。 据说莎士比亚用“变化无穷”来概括美的全部奥妙，证据是埃及艳后征服罗马三执政之一的安东尼，是由于“习惯也腐蚀不了／她的变化无穷的伎俩”（注：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莎士比亚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英国威廉·荷加斯：《美的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持此说法。）。其实，变化无穷一语用来形容20世纪中国学术在广纳百川的过程中的性格，也许更为合适，可它变出来的却不是单纯的“美”。而广纳百川、变化无穷的学术要获得实质性的文化智慧积累，是离不开博采而能消化，兼容而能创新，并且纳入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之中；也就是说，是离不开融会贯通的。 融会贯通是面对复杂纷纭的文化思潮现象而不满足于只是对其进行分类排比之时，进而在深层学理上求其本质的一种思想方式。这本是儒学在宋代追求内在化和体系化的思想方式，《宋史·道学传》说：“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敦颐），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馀蕴。”（注：《宋史》第36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2710页。）正是基于这种新认识，朱熹评议孔门弟子：“曾子偶未见得，但见一个事是一个理，不曾融会贯通。”（注：《朱子语类》卷二十七《论语九》。）朱熹回答门人也说：“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中，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注：《朱子全书》卷三《答姜叔权》，四库全书本。）这种思想方式讲究的是博闻中的通识，透入一层而追求学理的本原。作为一个术语，它又分别表述为“融通”、“贯通”或“会通”，其他字可以省略，唯“通”字不能省。通，是中国学术的化生包容的气度；与之持异的是“格”，格，则往往令人联想到西方某些学术思潮的批判性和颠覆性。 融通一词，较早见于《文选》卷六十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表里融通，渊然万顷”，讲的是人物的道识，却涉及事物的表里。《朱子语类》卷三十一的“八窗玲珑，无不融通”，已在讲格物致知了，但没有忘记心灵向八方敞开，玲珑机敏。会通一词更为常用，因为它源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朱熹对此进行疏解，认为：“会是众理聚处，虽觉得有许多难易窒碍，必于其中，却得个通底道理。谓如庖丁解牛，于族处却批大却，寻大可
，此是其筋骨丛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发于硎。且如事理间，若不于会处理会，却只见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须是于会处都理会，其间却自有个通处，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处，自然通贯得，所以可行其典礼。盖会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便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注：清程川编：《朱子五经语类》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元代董真卿依据朱熹的解释，作《周易会通》十四卷，于《凡例》中说：“历代诸家之说莫不究揽，故总名之曰《周易会通》。朱子又曰：会便是四边合聚来处，通便是空处行得去处。会而不通，则窒碍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亦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顾名思义，则于随时变易以从道者，皆可识矣。”由此形成了儒家五经的“会通体”疏解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