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近十年来，周作人和胡适这两个研究禁区，都已逐步被打破，出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情形又有不同：在胡适研究中，比较能集中力量研究他一生文化上思想上学术上的成绩，该肯定的不妨充分肯定；而在周作人研究中，却不得不分去许多精力，辩解式地反复说明何以有研究的必要，不得不处处联系周作人抗战期间叛国附敌那一段历史，以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肯定成绩时最好七折八扣，指出缺点错误时怎么夸大都成。如果你论证周作人一开始就是混进新文化阵营中的右派，必然要一步一步走向反人民反民族，如果你从他早年的每一成就中都找得出通向汉奸的轨迹，你的研究不会受到什么责难。如果你对周作人一生的是非功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掩饰他叛国附敌的历史，也不缩小他对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巨大贡献，那么你的研究就会受到种种指责，甚至你的研究动机似乎都很可疑。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可以说，是因为周作人确有那一段叛国附敌的历史的缘故。 但是，胡适的政治方面的历史，难道就没有不光彩的事么？且不说他同北洋政府、蒋介石政府的有距离的合作关系，单说抗战胜利之后，举国渴望和平，胡适他却那么出力支持蒋介石“勘乱”，一九四六年他在伪“国民大会”上，竟以伪“国大代表”的总代表的身份，亲手捧着蒋记独裁内战的伪《中华民国宪法》的文本，授与蒋介石，作为蒋介石就任伪“总统”的法律和民意依据，这一“历史性镜头”当时煌煌刊载全国报刊，这比周作人在北平检阅青年的那张照片，政治上可重要多了。但据我所见，约十年来的胡适研究中，没有人再提他这些不光彩的历史，更没有人竭力在其每一成就中找寻他通向蒋家朝廷的足迹，也没有人怀疑胡适研究的必要性，没有人怀疑胡适研究者的动机。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一、一九五四年曾有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使人反感，现在等于对那次政治运动来一个平反。二、也许还同和平统一台湾的现实政策，有某种微妙的联系；连蒋介石本人都已被尊称为“老先生”，公开出现在重要政治文件中，那么胡适对蒋的支持合作，当然可以不再多说；而我们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巨大的民族仇恨，则使叛国附敌者得不到同样的对待。 我揣测的这两个原因，不知对不对，但我敢肯定一点：胡适研究目前这种情况，是正当的，应该的。胡适尽管对论政和政治活动很有兴趣，但综观其一生，毕竟主要是一个文化人思想家学者，所以主要应以文化的思想的学术的标准来衡量他。只有政治家，才应该主要以政治标准去衡量。无论谈谁，谈什么，都是“政治标准第一”，那种论法曾经盛行，现在是应该换一换了。 周作人的一生，也主要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同样应该主要以文学的思想的标准来衡量。他在文学上思想上的成就太大，我们不应该用一顶“汉奸文学”的帽子一笔抹杀，那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我们继承这一份不该拒绝的遗产。至于他叛国附敌，这是政治行为，对于当然要用政治标准，无须曲为之讳，更不能像前几年有人造出新奇之说来为他翻这一案。其实，若当论胡适的政治运动，同样是应该用政治标准衡量，不应该替他掩饰。 这个道理，现在说起来，虽仍会有人反对，但赞同者是越来越多了。现在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就是周作人五四时期之后，叛国附敌之前，有相当一段时间，被青年人认为“消沉落伍”。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起来以后，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作家的代表，受到左翼青年的攻击，他也与左翼青年多所争论。这样，他这“消沉落伍”的一段，似乎恰好在他五四时期一段与叛国附敌一段之间，架起一个桥梁，一切似乎都是宿命式的“必然发展”了。 其实，周作人的所谓“消沉落伍”，情况很复杂。今天来看，有些并不是什么“消沉落伍”，他不满于当时左翼青年的，历史倒是证明了有些是他看得对，例如他一开始就反对用多数的力量来压制思想，换言之就是反对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有些则是个人的兴趣爱好的问题，他的兴趣爱好固不是以帮助革命，但也说不上妨害革命。有些确实是悲观消沉，但人都很难永远乐观积极，何况有时有些消沉其实是过苛的责备激而使然的。 所以，现在的周作人研究，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麻烦问题：究竟周作人曾经消沉到什么程度？哪些“消沉”是当时左翼青年的误会，一直沿袭下来？哪些与消沉不消沉并无关系？哪些是真正的消沉，但可以原谅？哪些真正的消沉，对世道人心有害到什么程度？如此等等。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方能还周作人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描述他一生的发展道路。 张铁荣先生是卓有成就的周作人研究者。现在他将近年有关论述集为《周作人研究》一书，将要出版。这本论集所探讨的很广，而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于以很大的理论勇气去碰上述麻烦问题。例如，周作人一九二七年写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他自己很看重，但一向被指责为从积极转向消沉的宣言，甚至被说是“被蒋介石的屠刀吓破了胆”，引诱青年躲进书斋，脱离现实斗争。张铁荣先生却令人信服地指出：此文实与《碰伤》、《前门遇马队记》等文一样，是用反话来写的，周作人惯用反话的形式来表示他的悲忿。此文有力地控诉了当时北京在奉系军阀血腥统治下的言论不自由，文中劝青年人读的是历史书，并非脱离现实，正是要青年从黑暗的过去，来加深对黑暗的现实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