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后现代叙事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合法化”的事实,然而,这种文学现象本身仍然存有许多可供研讨的空间。当然,在具体进入正文之前,我们必须对中国的后现代小说即本文所指的“类后现代小说叙事”做几点说明:首先,从概念与性质的角度上说,所谓类后现代小说叙事是指接受西方后现代理论及其创作实践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极为独特的文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中国的后现代小说叙事既有西方后现代小说的种种特征,同时,它的作者、叙事内容、文化传统以及理论研究现状等因素又决定了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新时期先锋作家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于总体上尚未达到西方后工业社会发达程度的历史语境下,以一种超前预支的方式完成的。而这些现时条件都使得中国的后现代小说与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不会完全相同,其中往往含有许多“非后现代因子”,所以,中国的后现代小说只能使用一种中西合璧的独特称谓——类后现代小说叙事来予以界定;其次,从时间性与阶段性上说,尽管“类后现代小说叙事”是从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过,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后现代相比(大致为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是在80年代直至90年代才逐渐以译介乃至论争的方式为人们所熟知的。因而,以“新时期文学”为中国的“类后现代小说叙事”进行时间范围上的限定,不但要说明它经历“文革”的剧烈震荡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后,才最终得以浮现的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与西方后现代的“距离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说明其本身常常由于生硬模仿而造成的诸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混同感,以及在遭遇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后,对汉民族语言和汉语创作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影响。而这些,正是我们论述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种种文本特征的重要前提。 那么,中国类后现代小说究竟采取怎样的一种方式进行其文本叙事的呢?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究竟具有哪些艺术特征呢?本文在充分考虑类后现代小说叙事之于中国传统小说叙事、传统文化的区别,以及其文本叙事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独特表征等方面的因素,并联系目前理论界普遍认同的几种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如: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王朔现象、女性“私人化”写作以及包括“晚生代”部分作品在内的文本,进行具体地论说。 一、自我质疑与非理性的关注 作为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的整体流脉之源头,先锋小说一直在文本中表达着对“存在”或“不在”的思索。然而,这种思索是建立在“怀疑”与“自我质疑”的基础之上的,而这往往使先锋小说在寄寓思索时要么陷入荒谬与虚无的境地,要么陷入一种内容上的“不可知”。 《青黄》是格非的名篇,文中的“我”去麦村考察九姓渔产是如何迁徙的,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带有争议的名词“青黄”吸引了“我”,于是“我”对麦村的人一个又一个地调查,这些被调查者都在竭力通过回忆为“我”提供线索。企图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但是这种回忆不是中断,就是被转移到别的上去,如青黄是指一个漂亮少妇的名字?还是指春夏之交季节的代称?还是指一部记载九姓渔产妓女生活的编年史或者是指多年生长的草本植物等等?“我”对历史目击者与当事人的调查始终没有澄清“青黄”的意义,即“青黄”的能指在文本中自始至终是飘忽着的,始终无法固定在一个终极的所指上。而从理论上说,格非笔下的“青黄”应视为一种“存在”的代表,它是存在意义的语言符号,它本质上是由能指所指两部分构成。然而,时间与历史的流逝使“青黄”的意义却最终走向了德里达所言的那种意义的无限扩散和延宕,所以,确切的历史遭到了质疑,确切的意义变成了虚妄,从而达到了解构主义所言的为了本文放逐历史,“文本之外,别无他物”。 如果说以格非为代表的先锋作家常常通过对存在与不在的思索,进而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具有反本质中心倾向的自我质疑,那么,选择具有特殊生存境况的题材作为其表意的原材料,并进而使中国的先锋小说家钟情于对灾难、罪恶、暴力、死亡、逃逸与非正史的极端描绘就自然而然的成了一种文本上的叙事策略。余华无疑是整个新时期文学中最迷恋暴力、灾难、罪恶、恐怖及死亡的作家,他不但直接用《难逃劫数》、《死亡叙述》等具有鲜明暴力、死亡、灾难倾向的题目为其小说命名,而且还在具体叙述时以冷漠和审美的态度“欣赏”其文本上的苦难主题。 《现实一种》是余华近乎完全冷漠的暴力叙述的代表,在这篇小说中对暴力等非理性内容的展示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现实一种》中骨肉相残的血腥场面是比比皆是的,先是山岗的儿子皮皮杀死了山峰的儿子,然后是山峰的妻子借助公安机关杀死了山岗。在这种带有刻意对称性的暴力布局里,类似“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音”之类的暴力描写不下二十余处。而在结尾,即使是在一家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后,余华仍没有停止他的暴力,他又开始对山岗在枪毙后被解剖的过程进行了大段描写,之后,山岗被解剖过的大部分器官被移植后都没有成功。但他生殖器官的移植却成功了,死者的生命种子仍在延续,这象征着混乱与暴力依旧会延绵不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余华这样痴迷于暴力等非理性倾向呢?“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1](P165)这些话是出自于余华笔下的,自然,其应当具有绝对程度上的真实性与解释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