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适先生(1891-1962)的英文文章《比较的文学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1922)，我是在1981年偶然见到的。文章收在董寿朋选编的《英语今文选》(Modem English Essays,1929,1930)。文章原是为A.E.Zuker为中国学英语的学生选编的《西方文学》(Westem L-iterature,1922)所作的导言。见到这篇文章时，我正对所谓“比较文学”颇感兴趣，因此很想将此文译出，但是不知此文是否已经收入胡适先生的有关文集，或是否已经有人译出，同时，仔细读过文章，觉得不少内容似曾相识或曾有耳闻，也就没有贸然着手。时隔几年，胡适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国外以及港台有关胡适研究的专著和文章也有不少译成汉语或介绍过来，但很少见到专门谈胡适关于比较的文学研究方面的文字，也未见有人涉及《比较的文学研究》这篇文章。我核实了一下，这篇文章胡适的各种文集或选集均未收入，各种年谱和著译目录也未见提及，在我孤陋寡闻的范围之内，也未见有人译出。于是我找出这篇文章，重新仔细看了一遍，觉得文章的许多内容尽管胡适先生在别的文章、演讲、书信里已多有涉及，但这是一篇比较系统阐述胡适先生的比较的文学研究观的文章，值得译出。何况这是一篇胡适先生的学术史料，理应引起重视。国内讲到近现代中国的比较的文学研究（一般称之为“比较文学”）的开拓者，总是提到鲁迅、吴宓、朱光潜、季羡林、钱钟书等学者，从来未见提到胡适，好像胡适与比较的文学研究毫不相干，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允的。不说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至少也应该在中国的比较的文学研究史上给胡适一个客观公正的地位。这正是我译出胡适的《比较的文学研究》一文的主要动机。这篇文章的出处，即A.E.Zuker博士选编的《西方文学》，我至今尚未找到，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胡适先生为该书所作导言的全部还是一部分（按照《英语今文选》所收该文注1的"From Introduction"，当为节选），但这关系并不大，因为现在这篇文章是一篇首尾完整可独立成篇的文章。译完此文，觉得有必要对胡适先生的比较的文学研究观，从文化背景、思想来源、现实社会、文学语境、主要内容和特征，以及这一研究观的具体运用诸方面作一番梳理和评价。 二 先从胡适先生这篇文章的题目说起。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可以译作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译作比较的文学研究。到底哪个更恰当，更符合胡适先生的原意？我选择了“比较的文学研究”。这是有根据的。胡适先生在作于1918年9月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有三处明确使用了“比较的文学研究”这术语：1、“我现在且不说这种‘比较的文学研究’可以得到的种种高深的方法和观念，我且举两种极浅近的益处——”（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80页。）2、“这便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大益处。”（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82页。）3、“这也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一种益处了。”（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84页。）胡适在第一处这个术语上打了个双引号，显然是为了特别郑重提出这一术语。几年以后，他用英文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要表达的无疑是他心目中的这一术语。 这，不仅仅是一个译名问题，一个术语问题。胡适先生自称“只开风气不为师”，“比较的文学研究”也是他想要开的一种风气。他为这种风气定名为“比较的文学研究”，自有其深意。 这深意包含两个方面：1、与他提倡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一样，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上的焦虑。2、将中国传统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深感中国的文学研究中迫切需要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先说说第一个方面。 比较的文学研究观，对胡适先生而言，乃是情理中的事，也是与他的基本思想相一致的，这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是一种个人的思想理路，学术趣味，也是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基于深刻的民族焦虑感和危机感。从晚清到民国初期，随着西学东渐步伐的加快，随着出洋留学生视野的不断拓宽，这种文化态度在不少知识精英身上已成为一种基本态度。从这种文化态度出发，将中西各方面加以比较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比较研究的方法，一开始就与文化上的焦虑感相联系。胡适先生留学美国的几年，当他隔洋遥望古老的中国，心中不时浮起这种焦虑感，并时常以一种比较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胡适先生于1916年4月5日夜所作《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一文中称“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2页。）又称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若非明代八股之劫，复古之劫，我国文学必为白话文学，语言也成言文一致的语言。“但丁(Dante)之创意大利文，却更(Chaucer)诸人之创英吉利文，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之创德意志文，未足独有千古矣。”（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5页。）比较之意之情之志毕现。该年11月所抄寄之《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所列八事之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中，胡适先生称：“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et)，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翱也。”（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22页。）文化上的焦虑感于此可见。而比较与焦虑感如影相随。 陈建华君在《晚清“诗界革命”与批评的文化焦虑——梁启超、胡适与“革命”的两种含义》一文中说，梁启超、胡适等人“更关注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语境’及其终极命运”。（注：John C.Y.Wang ed.,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1),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3,p.211.）他们有着一种“深刻的文化上的焦虑”。（注：Ibid.,p.21.）他又指出：“这一焦虑中的文化，如果用雷文森(Joseph Levenson)的语汇，处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区域主义’(provincialism)的两极之间：革命既有推动走向世界主义的一面，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来自传统的原生力，在区域主义的历史幻像（即雷氏所谓‘儒家普遍主义’Confucian univer-salism)的光照中重构自身及其与世界的文化秩序。”（注：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of Ching Period(1644-1911),p.212.雷氏语汇参见Joseph Levenson: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Ber-keley,1971,pp.4,24,30.）我如此详细引用陈建华君的观点，是因为它们涉及了胡适先生的比较方法和文化焦虑感的很深的层面。其中有两点很重要，其一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语境”及其终极命运；其二是如何重构焦虑中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秩序（或者说包容中国文化的世界文化的秩序）。这两点，正是胡适心目中的比较研究的方法的使命，而这正是由深刻的文化上的焦虑所激发的。他把这两点具体化到了两个关键的方面，其一是活文学与标准国语的关系；其二是文艺复兴。换言之，他从西方文化、文学演进的历史中选择了从中古时期到文艺复兴的转型时期和文艺复兴运动本身。他在许多文章中不断提及和论述西方中古时期各国如何以俚语替代死文字拉丁文著书创造活文学，而后确立各国国语。早在1916年4月的《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就已提出这一点。随后有《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直到1922年3月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还念念不忘。论述最详的要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都经历过从死文字到活文字，从死文学到活文学，然后确立标准国语的过程。他明确指出：“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