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斯塔罗宾斯基“是日内瓦学派中对人文科学态度最为开放的成员”，（注：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贝尔封出版社，1987年，第100页。）同时，“让·斯塔罗宾斯基是我们时代的最具文学性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本身就具有文学性”。（注：《时代／斯塔罗宾斯基》，蓬皮杜文化中心出版，1985年，第180、17-18、196、11页。）科学性与文学性的结合，是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这在让·斯塔罗宾斯基的身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一 1984年7月，让·斯塔罗宾斯基接受雅克·博奈的采访，针对批评者与作者合一、一个真正的批评家是“作者的二次方”的问题，回答说：“是的，当他放下笔的时候。而诗人，当他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他就是作者了。批评家一上来就把他的言谈诗化了，可能导致完全的失败：他将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批评家。（我这里说的不关乎诗人从做诗的经验出发写的批评文章。）使得帕诺夫斯基的某些研究或者乔治·布莱的《圆的变形》——还有其他例子可以指出——如此之美的，是研究工作都是通过严肃和谦逊来完成的。（批评之）美来源于布置、勾画清楚的道路、次第展开的远景、论据的丰富与可靠，有时也来源于猜测的大胆，这一切都不排斥手法的轻盈，也不排斥某种个人的口吻，这种个人的口吻越是不寻求独特就越是动人。不应该事先想到这种‘文学效果’：应该仿佛产生于偶然而人们追求的仅仅是具有说服力的明晰……我主张简洁，而非乏味和中立。如果人们反对我，说我在这里确定了一种批评的美学，说我要求批评文章使自己无迹可寻，只通过其表面的遗忘来显示它的诗的性质，那我无话可说。只有意思的追寻使作品走得尽可能远的时候，这种批评的美学才能施其技，非如此我亦无话可说。意思的追寻，服从于意思（尚需寻找）的权威，这是一项工作，说它是道德的并非自命不凡。这是一个先决的要求。在此之后，如果批评工作产生了一部作品，而这部作品被认为是美的，那再好也没有了。”（注：《时代／斯塔罗宾斯基》，蓬皮杜文化中心出版，1985年，第180、17-18、196、11页。） 20多年前，乔治·布莱出版了《圆的变形》，让·斯塔罗宾斯基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序的开头这样说：“某些思考或批评的学术性著作在读者的理智上唤起一种精神之美的感觉，这种美使它们与诗的成功相若。它们具有一种唤起的能力，一点儿也不让与最自由的文学语言。它们源于同一种自由，因为追求真理而尤为珍贵。乔治·布莱的《圆的变形》是最好的例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诗的效果越是不经意追求，则越是动人。它来自所处理的问题的重要性、探索精神的活跃和经由世纪之底通向我们时代的道路的宽度。它来自写作中的某种震颤和快速的东西、连贯的完全的明晰和一种使抽象思想活跃起来的想象力。它从所引用的材料的丰富和新颖上、从其内在的美上、从其所来自的阅读空间的宽广上所获亦多：在乔治·布莱的目光为了写作这本书而问讯的文化景观中，文学、神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语言的分别被忽略了，每一个作者都首先在自己的语言中被阅读。法国（和法语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提供了互相说明的伟大例证，在思想的统一的秩序中遥相呼应。被探索的领域——不存在任何系统和彻底的奢望——几乎是西方的全部文化领域。”（注：让·斯塔罗宾斯基《圆的变化·序》，弗拉玛里庸出版社，1971年版，第7-8页。） 这两段话，相隔20年，一是口头上的，措辞文雅，但不那么严谨，一是文字上的，用语明晰，并显得非常精练。话语不同，然而表达的思想却是那么一致，丝毫没有扦格矛盾之处。把这两段话加起来，我们就有了关于批评之美的完整的论述：明晰，简洁，深刻，精神的自由，问题的重要，丰富的论据，广阔的联想，轻盈的手法，于不经意中达到诗的或文学的效果…… 这就是批评之美，这就是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批评，一种洋溢着“博学的诗意”（注：斯塔罗宾斯基语，见伊夫·博纳福瓦与让·斯塔罗宾斯基的谈话，载《瑞士法语文学》，2005年7月1日。）的批评。 批评或学术性的著作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精神之美的感觉，其来源是精神的“自由”，这种自由“因为追求真理而尤为珍贵”。它不受某种意识形态的指使和束缚，纵横捭阖皆出于求真和求美的动机。一句话，“意思的追寻”控制着批评的道路。斯塔罗宾斯基最为推崇“随笔”——“最自由的文学体裁”，推崇随笔的“宪章”，即蒙田的一句话：“我探询，我无知，”并指出，惟有自由的人或者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询和无知。“随笔的条件和赌注是精神的自由。”总而言之，“从一种选择其对象、创造其语言和方法的自由出发，随笔最好是善于把科学和诗结合起来。……它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背弃对语言的明晰和美的忠诚。”批评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件作品”，苟如此，我们就可以“给予文学随笔、批评、甚至历史一种独立的创造所具有的音色性和圆满性”。（注：《时代／斯塔罗宾斯基》，蓬皮杜文化中心出版，1985年，第180、17-18、196、11页。） 批评家要怀着“严肃和谦逊”的态度来从事研究工作。批评家能否怀着严肃和谦逊的态度来从事研究工作，决定了他的研究的面貌。“严肃”意味着平等，“谦逊”标志着钦佩。倘若批评家高高在上，或取“臣服”的姿态，必不能与批评对象形成对话的态势。或者，批评家率尔操觚，不能以钦佩的态度对待批评对象，他的研究必然是一纸纵情之作。也就是说，有去无回，有来无往，批评家不能把批评对象当作交流对象。没有交流，则成死水，文章而为死水者，必少洄流九转之形，且乏鼓荡澎湃之象，亦无吹嘘吐纳之气。有对话，有交流，则成活水，文章而为活水者，则澹澹乎，渺渺乎，浩浩乎，无不成佳构。当然，这种“诗的效果”或“文学效果”不可强求，亦不可故意或刻意而为，否则会适得其反：“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批评家”。 批评家要顾及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论据的丰富、新颖与可靠。问题的重要不仅与原作有关，而且与批评展开的远景有关。问题本身可以不重要，但是它可以引发重要的问题，仿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向问题的道路要勾画清楚，勿使如逸马般狂奔，不知所之。论据不但要丰富、新颖与可靠，而且要巧于安排、布置，引人入胜，并能引类连譬，诱发读者的联想，有举一反三之功。所谓“连贯的完全的明晰”指的是论据，论据的安排布置要简明无碍，大路小路，纵横交错，然而都指向一个所在，令读者一眼便能看出，有明晰之乐。批评要说理，提出重要的问题；论据要充分，使问题的阐明达到自足的地步。总之，问题与论据要环环入扣，互相照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