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1)06-0028-08 有关“勢”的范畴，前人有过多方面的研究①。其可进一步开掘的空间，在于如何利用现有的材料，从发生学的角度，集中探讨“勢”这一范畴从发生到成型的变化轨迹，研究其“所指”与“能指”，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勢”作为艺术范畴的内涵、外延。这在范畴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 中国艺术理论范畴的来源呈现出多元性的特色，具有复杂的综合背景。找到多种文献中潜在的意义关联，在不同义项中找到其共同具有的“能指”是其中的关键。因此，对早期文献的使用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鉴于有关诗文领域的“勢”的研究相对充分，且书画理论相较于诗文，对“勢”的使用更早、更成熟，而相关的研究并不深入，所以本文拟以两晋前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勢”在书画领域使用的状况，探讨“勢”范畴的形成和理论意义。 一、“勢”：多种语源演进的轨迹 韩非曾云：“夫勢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②，诚然！ 按“勢”，原作“埶”，许氏《说文》“勢，盛力、权也。从力埶声。经典通用埶”。据钮氏新附考及郑珍新附考③，西汉碑文中已有隶书“勢”字，说明“埶”字“丸”下加“力”成为“勢”字，最迟在西汉就已创用。“勢”的主要义项是盛力、权，这在先秦文献中屡见使用。如《国语·吴语》：“请王厉士，以奋其朋势”④，“勢”字指“力量”、“势力”。而《尚书·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⑤、《尚书·仲虺之诰》“简贤附势”⑥、《荀子·解蔽》“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⑦之“埶(势)”则指权势、权力。 “埶”除作“勢”外，还作“蓺”解。《说文·丮部》：“埶，穜也……《詩》曰：我埶黍稷。”学者陈正俊认为“埶”通“蓺”，“勢”是在“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⑧。此说有新见。但我以为“埶”一字二训，通“蓺”、通“勢”，或是更融通的解法。段注“埶”字云：“唐人树埶字作蓺，六埶字作藝……然蓺、藝字皆不见于《说文》，周時六藝字盖亦作埶。”说明“蓺”字起源同样很晚，且并无证据说明“勢”字源起于“蓺”字。但“勢”与“蓺”皆源于“埶”是没有问题的，盖一字二训，“埶”因“亟种之”，从力，故后世出字作“勢”，又因“埶”本意为种植，故后世出字作“蓺”，再引申出“道藝”之“藝”(此采黄侃之说)⑨，以与“勢”字区分。 在先秦至西汉的文献中，“勢”还有另一个义项并未被《说文》注出，即“形势”、“情势”、“状态”、“格局”、“局势”一类表示事物形状或状态的义项。如《周易》坤卦之“地势坤”⑩，其“地势”显然指的是地貌状态。其后《尚书·禹贡》孔传认为九江“甚得地势之中”(11)，亦指地形地貌。《史记·六国表》“便行势利”(12)、《史记·秦纪》：(缪公)“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詧”等句之“勢”也具有“形势”、“阵势”之义。这一特别的情况，以前并无多少学者注意到，五代时徐铉注《说文》引《玉篇》：“势，舒曵切，形势也”(13)，但其来历徐氏并未指出。翻检黄侃《说文笺识》，偶得一见，录以备考。该书《说文段注小笺六》“臬”字注：“臬，曲藝、六藝、形势，本作臬”(14)，又《说文段注小笺三》“埶”字注：“埶，技藝、形势皆借为臬”(15)。依黄侃意见，作为“形势”之义的“勢”，在先秦典籍中借用“臬”字。至其用例，参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定势》篇：“《书》曰：‘汝陈臬事’，《传》曰：‘陈之藝极’作臬、作槷、作埶(蓺即埶之后出字。)一也。言形势者，原于臬之测远近，视朝夕，苟无其形，则臬无所加，是故势不得离形而成用。言气势者，原于用臬者之辨趣向，决从违，苟无其臬，则无所奉以为准，是故气势亦不得离形而独立。”(按：所引版本为简体，为方便辨析，个别关键字改为繁体)(16)即黄氏以为早期作为“形势”义的“勢”借为“臬”。 又“臬”之为义，亦含格式、标准的意思。黄氏同书引《说文》“臬，射埻的也”而论曰：(臬)“其字通作藝。《上林赋》‘弦矢分，藝殪仆’是也。本为射的，以其端正有法度，则引申为凡法度之称。”(17)所以“勢”之含格式、样式、标准、法度之义，亦来自于“臬”之借用。故以“勢”为篇名者，即取格式、形态、标准诸义，《孙子》之《兵势》、崔瑗之《草势》、蔡邕之《篆势》……一类，均取此义例。他如韩非子之《难势》、《吕氏春秋》之《慎势》一类，则是另一种含义了。 战国以后，“勢”还延展出运动趋势的含义。《孟子·公孙丑上》：“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18)其中的“势”，有变化中有利的态势、趋势之义。其源头，或可推至春秋晚期的《孙子》，其“兵势”二字虽然仍不出样势、形态、阵势之义，但其论兵势，无疑含有变动、趋向、时机等意思。此类义项，早期多出于论兵家者，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之《兵形势》篇云：“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19)其中也有趁形势有利之机的意思。 汉代以后，对“勢”的运用更广泛，《淮南鸿烈·兵略训》：“兵有三势，有二权。有气势、有地势、有因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加雷霆，诚积踰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20)其中“气势”一语尤值得注意。作者用多个排比句对“气势”进行说明，显示其具有威猛气壮之“勢”。“气势”的使用有开创性，此后王充《论衡·物势》云：“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小有气势，口足有便，则能以小制大。大无骨力，角翼不劲，则以大而服小。鹊食蝟皮，博劳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马，牛马困于蚊虻，蚊虻乃有势也。”(21)此文所用之“气势”一语不仅在语 义上承续《淮南鸿烈·兵略训》，更论证了“勢”与“筋力”、“骨力”、物之大小的关系。说明“勢”不以大小区分，蚊虻能胜牛马，以其有“勢”，故有“气势”者能以小制大。而大无骨力、筋力者，则角翼不劲，反而以大输小。文中出现的“筋力”、“气势”、“骨力”、“劲”诸语非常重要，虽然这些语汇在《论衡》中尚未成为文艺批评术语，但此后均成为使用广泛的艺术理论范畴。 三国以至晋代，“勢”之使用广泛化，除上述的经史子部以外，其他著述也时有使用，如曹植《柳颂序》有“辞势”(22)之称，嵇康《琴赋》有“体势”(23)之论，一指文辞，一指音乐。渐渐显示出“勢”这一术语浸入文艺领域的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