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一直在处理两种关系：一是与本土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是与西方文论的关系。无论是在创作还是批评领域，本土政治意识形态和西方文论都或并行或交错地左右着中国文学的风格与走向。因此学界对上述两种关系的省思也从未间断。就西方文论与中国的“百年纠葛”而言，相对集中的省思已经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大致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第二次大致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如果算上现在的“强制阐释论”就应该是第三次反思了。 就笔者看来，以“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为契机，再次省思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百年恩怨”时，有必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以往历次省思的背景是什么，重点何在，效果如何？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学发展存在哪些问题，同时又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关系？就当下现状来说，最后一个问题是重点，但前两个问题是基础，如果不理清前两次省思的基本状况，那么这次努力极有可能陷入“省思的循环”。因此，本文将先从梳理前两次省思的状况入手，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对于任何一种有着独立传统的文化来说，外来思想的进驻总要引起碰撞和震动。19世纪末期西方理论开始进入中国时也是如此。虽然当时中国文化层转型迫切需要外来思想资源的支撑，但西方理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人的知识架构、思维方式。因此，从19世纪末中国人迫不得已睁眼看世界、接受西方的技术、思想开始，关于“传统”与“西化”等的争论就开始出现。当时争论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以小说、戏剧为主流的西方文学大量涌入中国。这一时期，关于小说、戏剧的诸种观念、技巧、手法及文学思潮迅速进入中国文学各领域，既冲击了中国文学的传作，也刺激了中国文学研究、批评的发展。“从1890年到1919年这三十年间，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我们把这一现象，突出地标举为近代文学在接受外国文学方面的第一项特征。”①在这一背景下，关于中国文学与西方思想资源的关系成为学界思考的主要议题。 总体上看，当时之倾向是希望借助西方文学及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所以对于西方理论极为重视。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明确指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不过，受剧烈变动的社会时局影响，二三十年代活跃的学术思想中难免带有匆忙的印记，在借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过程中也存在生涩之感。因此有学者针对当时简单运用西方理论框架生硬裁剪中国传统文学可能带来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惟不当妄事糅合，而且不当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糅合势必流于附会，只足以混乱学术，不足以清理学术。”②可以看到，上述批评的指向在于思考正确处理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的方法，明确指出面对西方理论不应揉碎自己的成果强行适应西方理论框架，更不能采取五体投地的膜拜态度。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学者已经深刻洞察到片面放大西方理论影响，“妄事糅合”可能引起的后果：“以别国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学说为阶下囚，简直是使死去的祖先，做人家的奴隶，影响所及，岂只是文化的自卑而已。”③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省思所提出的问题以及颇有洞见的警示，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之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在时代大潮裹挟下还是向着偏颇的方向发展了。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界又经历了新时期以来国外理论近10年的狂轰滥炸，“影响的焦虑”日益突出。于是学界开始再次省思中国文学界在接受西方理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相较于上一次省思，这次规模更大，持续时间长，成果也颇为丰富。总结一下大致讨论了两个大问题： 一是关注西方文论相对于中国文学的异质性，反思“生硬移植”所带来的问题。这一思路主要是针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对各种西方文论思潮“狂热”的拿来态度所做的冷静反思，认为西方理论有其诞生的特定时代和社会背景，若仓促拿来则势必会导致误读或囫囵吞枣，最终水土不服，牵强附会。该类反思进而指出，自近代以来，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一直生活在美国、德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无所不在的精神地狱”之中，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此，在20世纪末，中国文学批评者的主要任务是走出他人的“阴影”。可以看到，这类倾向的主要愿望，是期望在通过与西方文论保持足够距离的前提下，“企求思想和文体风格上的某种纯粹性，企求绝对中国特色的真实性和原创性”。④ 二是关注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反思西方文论对于中国创作和批评的负面影响。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文论的强势涌入，中国文学一下子进入了众声喧哗的时代：在创作领域，西方新技巧、新策略层出不穷；在批评领域，缤纷的西方术语让人眼花缭乱，中国文论则整体陷入沉寂。面对中国文论的西化情形，国内部分学者开始思考当代文论的“失语”问题。这里的所谓“失语”主要是指当代文论对中国文学失去了有效性。有学者认为：“‘失语’是一种文化上的病态，主要表现为当代的中国文论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体系，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每当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使用的全是别人也就是西方的词汇和语法；而且这一情形由来已久，溯其源头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拥有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完整而统一的传统，拥有自己的话题、术语和言说方式。遗憾的是，这个传统在‘五四’的反传统浪潮中断裂了，失落了，而且溺而不返，从此我们就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失语’的状态，从而丧失了中西对话上的对等地位。”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