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社会生活、思想资源、文艺样态的急剧变革，特别是西方文论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论濒临“秦砖汉瓦”式的博物馆生存状态，存在着基本观念与研究方法失效的危机。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成，还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因而值得引起特别的关注，这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深刻的变革。这个变革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环节是话语方式的变革。我们过去在讨论中国文论的现代变革时，对观念范畴等内容性的因素关注较多，而对于话语方式这样一个形式性的因素则较为忽略。 话语方式是思考和阐述问题的方式，因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是思想的外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也就决定了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来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论话语方式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论问题，在其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为哲学话语方式所支配。从中外文论史的发展来看，历史上的哲学经典著作，往往也是美学和文论经典著作，尽管关注的话题和领域有异，但是在话语方式上往往具有本质的同一性。换言之，文论话语方式是哲学话语方式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继续和延伸，这意味着对文论话语方式的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学术价值。对于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探究，是推动未来中国文论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中国传统文论的话语方式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前辈学者罗宗强、卢盛江不无忧虑地写道： 古文论特有的表述方式使它的确切含义在今天有许多已经不易了解，如何解释和评价确实存在问题。比如说，古文论中有一种点悟式的评述方式，往往三言两语，给了比喻、暗示，借助形象引发联想，以说明某一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往往带着模糊的性质，可以作多种解释。一方面，它容量极大，意蕴无穷；一方面它又极不确定。①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罗宗强、卢盛江引用并赞同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二版跋中的观点，主张“用今天科学文艺理论之光去清理并照亮古代文论中的暧昧朦胧的形式和内容”，他们明确指出，“只有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语言给以确定阐释，才谈得上继承的问题。……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几十个独特的理论范畴的阐释问题。这些理论范畴的阐释，不借助现代科学方法、现代文学理论的成就，是很难做到的”②，他们进一步做了这样的具体阐述： 对于这些含义模糊、且极不稳定的范畴的阐释，如何加以科学的界说，需要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以古证古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古证古无非两途，一是传统的疏证方法，如释“兴象”，或以此“兴象”释彼“兴象”，诸如此类。这样的疏证方法，当然无法确切解释含义极不稳定的理论范畴。另一途，是运用古人使用的点悟式的方法，范畴既模糊与不稳定，也以模糊与不稳定之方法释之：运用象喻、描述诸方法，这当然也只能是以不甚了然对不甚了然。这两途，都不可能达到科学解释范畴的目的，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比附之病。③ 怎样用科学的方法去清理和照亮古文论中暧昧朦胧的东西呢？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阐述对我们具有指导意义。在谈到西方哲学时，冯友兰把研究方法置于首位并明确指出：“西方哲学对中国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④。在他看来，我们学习西方哲学，“重要的是这个方法，而不是现成的结论”⑤，他引用了“点石成金”的中国神话并反其意而用之，说“逻辑分析方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⑥。冯友兰认为：“对于儒家以外的古代各家的研究，清代汉学家已经铺平了道路。汉学家对古代文献的解释，主要是考据的，语文学的，不是哲学的。但是这确实是十分需要的，有了这一步，然后才能应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古代思想中各家的哲学观念。”⑦ 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以古证古”包括传统疏证或点悟式的研究方法，为进一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但是中国文论研究要继续前进，避免“以不甚了然对不甚了然”，我们还需要应用来自西方的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冯友兰评论说，“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的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的特征”⑧。冯友兰是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说这些话的，英文讲稿于1948年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这里所说的时代精神，是指民国时期国内学界的通行的研究方法，即“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中国古代的观念”。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冯友兰倡导的这种方法效果如何呢？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居于中国近百年现代学术的巅峰时期，这已经没有疑问。文史哲诸多领域在此姑且不论，就中国文论研究而言，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即中国文学批评史，从上个世纪20年代陈钟凡草创到30—40年代郭绍虞为之奠基，就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学术大师，他们主要学术成就也是完成于民国时期。近些年来，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不能阐释中国文论的观点在国内学界颇为流行，一些学者对以西方文论解释中国文论多有诟病，这些指责和民国时期包括中国文论在内的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 就中国古代文论自身而言，其话语方式确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这和中国古代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样态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历史上中华民族活动的区域，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中心，包括东北平原、珠江流域等，土壤肥沃，雨量充沛，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对农业生产极为有利，历来是富饶的农业生产区域。由于古代技术条件水平的限制，历史上我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不利于经商，更不利于展开海外贸易。中国先民充分发挥了在农业生产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农业一直非常发达，而商业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仅有微小作用并且受到抑制，“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一项基本国策，商人在我国社会中历来地位很低并与“无商不奸”的伦理判断联系在一起，“自给自足”和“男耕女织”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典型生活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