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8)05-0061-07 DOI:10.15983/j.cnki.sxss.0542 毋庸置疑，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更接地气，更有问题意识，往往能够在新形势和新语境下聚焦问题，生成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域。但是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深度展开，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遵循自身的发展逻辑。当然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应如此，要结合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创性研究。这种研究姿态和方式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体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1]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需要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实践，也只有在这种具体化的实践努力中，才能凸显成就和发现问题，才能从历史发展的反思中获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发展的问题和理论逻辑。 一、回到马克思：寻找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对话 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应该确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观念，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生成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和重视这种逻辑。我们应该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化研究，只有在这种具体化的研究中才能真正回到社会历史场域，才能建构起史的视域，才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状况关联起来。但是我们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的前置性条件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文本原像和思想原像的回溯。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考证、解读、分析和再阐释，其目的是思想，可以说，思想原像是一切研究范式的最终指向。我们这种“回到马克思”本质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的立场、方法、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理论旨趣。而对于马克思思想原像的哲学追问，“其实一个问题就是所有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追问，都只有把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和革命性揭示出来，才能澄明马克思哲学内在的历史原像，否则就是仅仅在外在的意义上描述马克思的思想外观”[2]。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内在诉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马列文论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继续发挥马列文论的指导作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如何正视当代马列文论研究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是我们必须关注和急于解决的现实问题。”[3]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既能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经验支持。 “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思想的功能原点。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和理论欲求，“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马克思思想自身的嬗变、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与联系、马克思思想的恩格斯化等一些具体的路径上来。这种回归实际上就是在目的诉求和终极结果之间的学术间距中寻找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论域，从而生成新的研究论题。早在1921年，李达就发表了《马克思还原》一文，这可能是最早探索“真马克思”原初理念的文章。事实上，西方学者也在“回到马克思”的道路上不断发掘和探索，譬如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在当代中国，对“回到马克思”既有推崇，也有否定。持否定意见者往往担心“回到马克思”只是回到了具体的文献文本，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品格。这种担忧有一定的道理。这就要求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要有时代感，要有当代意识，让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和现实的烛照中熠熠生辉。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走融通和相互参照、相互解释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确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也的确生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生产生活实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新媒体、新语境的现实世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要正视这种现实，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精神。 转变观念，回到马克思，寻找一种真正的可能性对话。回到马克思，有着正本清源的意味。这种“回到”是一种话语策略，是一种为了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原创性努力。“回到”也意味着是一种“对话”。在今天，我们要想完全客观地回到马克思原初语境是不可能的，这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回到”实际上只是一种面向当下、面向事实本身的回到。我们所说的“回到”，是指研究者从自己的历史视域出发，通过与文本视域的融合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效果历史意识”。这就是一种“对话”，一种潜在的“对话”。这实际上包含两个视域：一个是研究者的当代视域，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前者是构成研究“旨趣”和“前见”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阐释的理论前提。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视野，是有效进入马克思主义对话情境的通道，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离不开这种思想视野、历史语境和对话情境。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种“对话”，至少应该包含这么3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现实的“对话”；二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三是马克思同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的“对话”。这种“对话”“恰当的方法必须是在一种视域的交互流动中实现相互交融，在这种交融中，我们不仅要建构出马克思文本的思想语境，同时也要对我们自己的‘前见’与‘旨趣’进行修正。很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无限的过程”[4]。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试图摆脱“影响的焦虑”，解构固化了的马克思，消除所谓研究“前见”或“旨趣”，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思考语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