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艺批评现状的不满由来已久，从起初的颇有微词，到现在成为持续不断且日趋尖锐的话题；从来自高层的批评，扩展到来自读者、作者多方的责难，其中也包括批评界自身的反思；从局部的不满，上升到对整体的不满。 当然，新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它不仅引导过创作和欣赏，也对思想解放运动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之所以发生逆转，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因此对批评的批评，仍有一个历史的观点，不仅要指出其症状，也要分析其成因。明乎此，庶几可扭转批评式微的局面。 庸俗化与玄奥化 在对文艺批评的所有批评中，老作家孙犁的话大概最能代表多数人的意见，也最一针见血。他说：“近年文论，只有两途，一为吹捧，肉麻不以为耻；一为制造文词，制造主义，牵强附合，不知究竟。”又说：“近年来，文艺评论，变为吹捧。或故弄玄虚，脱离实际。作家的道路，变为出入大酒店，上下领奖台。因为失去了真正的文学批评，致使伪劣作品充斥市场。”后面几句连带批评了创作，并指出了由于批评的失责在创作上导致的严重后果。 孙犁指出的“两途”实为庸俗化和玄奥化，这确是近几年来人们触目所见的文艺批评的两大弊端。它使文艺批评丧失了公正性、科学性、实践性这最基本的品格，大大损害了文艺批评在新时期中树立起来的信誉和威望，也使文艺批评失去了大众。 文艺批评的庸俗化始于小兄弟之间的廉价吹捧，虽然未必关乎金钱，却也是一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交易。对一部作品是否置评、给予怎样的评价，有时以批评者与作者的交情深浅为转移。批评的冲动不是由作品激发出来的，而是由哥儿们义气、私交乃至派性引起的。当批评活动受私人关系左右时，就不可能对作品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少评论充满了溢美之词，对显而易见的败笔也不予指摘，还寻找种种理由为之开脱辩护，乃至赞红肿为桃李，这就把自己变成了吹鼓手。一旦与作者交恶，便变捧为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捧杀与骂杀看似两个极端，实则一以贯之，是批评庸俗化的一对挛生兄弟。批评的庸俗化发展到近几年，又衍生出一种“红色批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代替了温情脉脉的私人交情，成了驱动某些批评的有力杠杆。于是企图赢得名声、打开销路的作者、导演、制片人成了变相的行贿者，批评者成了变相的受贿人。请权威为自己的画册作序先要送上可观的润笔，请字画鉴定家瞒天过海，把膺品“鉴定”为真迹，更是以大把金钱作为润滑剂。更有名目繁多的“出场费”，成了众多文艺记者的生财之道，各种有偿评论成了90年代报刊、电台、电视新闻和评论的一大景观，简直成了支配舆论的主流批评。这种在金钱直接驱动下的有偿评论使90年代的文艺批评迅速走向商业化广告化，使大量伪劣作品得以借媒介的宣传欺世盗名，而有些好作品却湮没无闻，寂寞地等待伯乐的降生。真伪不分、美丑莫辨、是非颠倒，使文艺批评背负了不良的名声。 与庸俗化不同，文艺批评的玄奥化往往披上新潮的学术外衣，表现出前卫的姿态。一些批评者最初出于更新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学术动机，这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很快地变成了赶时髦，仿佛一年四季的时装表演。以文学观念而论，不少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再现论到力主表现自我再到鼓吹形式主义的三级跳，唯先锋派的马首是瞻。至于批评方法，更是在短短的十年中翻了十来种花样。除了老三论、新三论外，还有心理批评、本体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女奴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等，不一而足。而现代西方在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上的更迭转换，用了几乎一个世纪。这种与国际接轨的赶超精神固然可佩，然而如此喜新厌旧、猴子吃桃式的尝试，当然不可能在学理上有多少长进，更多的是一茬又一茬的名词术语的轮番爆炸，如同每乔迁一次新居都要炸它几百响一样。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坛（包括创作和批评）成了各种主义和方法的演练场，几乎各种新式武器都操练过了，说“玩”也玩得差不多了，可究竟留下什么杰作，是很可怀疑的。批评的玄奥化正与此种追新猎奇、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有关。借来的或杜撰的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人们竞相搬用、竞相炫耀，而在学理上又未真正弄通弄懂，又如何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呢？而在具体运演时，又不问某种主义或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往往脱离实际、不分青红皂白地生拉硬扯。在一些起劲地鼓吹后现代主义的学人笔下，似乎中国一下子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经过他们的理论魔棒的挥舞，几乎所有的当下作品都带上了后现代的斑斓色彩，可谓天下尽入其彀中矣。对这种脱离中国国情和创作实践的超前运作，引用一下美国学者佛克马的话也许是颇有针对性的。他在专门为《走向后现代主义》一书的中译本写的序中说：“后现代主义作家表现出对无选择性技法的编好，而这一点似乎正是十分顺应经济兴盛的形势。西方文化名流奢侈生活条件似乎为自由实验提供了基础。但是后现代对想象的要求在饥饿贫困的非洲地区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那些仍全力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斗争的地方，这也是不得其所的。”当然，现在的许多中国人都是喜欢超前消费的，创作和批评上的风气亦然。可是正如佛克马在同一篇序中又指出的那样：“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任何文学思潮都有着自己的地理学的、年代学的以及社会学方面的局限”，“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摹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物质是可以通过技术的引进加以复制的，而精神的生产则要复杂得多，仅靠输入一种观念或依样画葫芦加以仿制，都是强加的、人为的，因而也是不自然的。早在前几年现代派盛行中国时，已有识者目为“伪现代派”，至于现在的诸多“后现代”，不免多为膺品了，包括在批评界正成为显学的“后学”，也难逃“客里空”的恶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