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建构到解构 八十年代规划体系性话语的冲动如蓬勃的青春，激发着人们建构世界的绮丽想象，同样影响着古代文论的研究。体系之如何可能已不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完成体系的建构。陈良运用五个范畴勾勒出中国古代表现性诗学的轮廓，这五个范畴分别是：志、情、形、境、神。陈良运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体系可描述为，“发端于言‘志’，重在表现内心；演进于‘情’与‘形’，注意了‘感性显现’，虽有‘模仿’‘再现’而没有改变‘表现’的发展方向；‘境界’说出，‘神似’说加入，‘表现’向高层次、高水平发展。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按它们出现的次序，后一个与前一个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融合而不是排斥、否定前一个(西方艺术理论中‘表现’说出现之后，便否定、抛弃传统的‘模仿’‘再现’说)，这就使整个理论体系的内部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又相辅相成地不断向前发展而臻至完善”(11)。何其宏大的构想!当陈良运在文末为中国古代诗学的炫目华彩能够笑傲世界文化之林而赞叹自豪的时刻，他内心充满的是发现中国古代诗学体系“初成”的幸福感、成就感和满足感。在他的世界里，一首青春之歌正在被谱写，恰逢一个尽情展露情感的历史性时刻。当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多在咀嚼现实及其记忆的苦楚，隐痛“寻根”时，陈良运带着激情与欢乐，带着美好的希冀，围绕着古代诗学的“世界”吟唱起来——于如斯重建话语体系的黄金时代，古代文论的研究业已开始寻求一种整体感，甚至整齐感。张少康实乃此番浪头的弄潮儿之一。他谈《诗品》，重在对钟嵘文学思想之研究，对钟嵘的理解，带有强大的统摄成分。“钟嵘的文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可以用八个字来表述，这就是：感情、自然、风骨、滋味”(38)。如是判断，既恢宏，又壮阔，且方正，齐整。据此，他总结出，“摇荡性情”——钟嵘诗歌评论中的感情论；“自然英旨”——钟嵘诗歌评论中的自然论；“建安风力”——钟嵘诗歌评论中的风骨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钟嵘诗歌评论中的滋味论。钟嵘的诗歌理论被“体系化”了，成为一种周严而缜密的“系统论”，即便感情、自然、风骨、滋味，这四个概念并不完全处于同一种逻辑层次。类似表述不可避免地沾溉着八十年代人文复兴的色彩。 体系化的诉求在八十年代是一种理论的“激越”。体系，往往有着既定的意涵，它时常被替换为另一个词：整体。古代文论有体系性吗?这一问题被转换为，古代文论有整体性吗?有。既然有整体性，那么，也就有了体系性——古代文论即便蕴涵着丰富的个人经验，但它仍可被当作整体来看待，古代诗学因此具备体系性。这在当时，是一种合理的普遍的逻辑推理。王思焜说：“我们认为‘鲜有系统的理论著作’不等于古代文论本身没有系统性，没有固有的理论体系。我们说理论体系特别像古代文论这样以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无比丰富的遗产积累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不一定甚至不可能由一部或几部古代文论理论著作来体现、一个或几个古代文学理论家来完成，它可以而且应该是众多个体和集体的共同创造。这个理论阐述了一个理论问题，那个理论阐述了另一个理论问题；这个理论家探索了一个侧面，那个理论家探索了另一个侧面；这样众多的理论家的见解合起来就可能比较完整全面”(66-67)。这一推理的“问题”由谁来整合?由谁来承担整合这个理论家和那个理论家，这一时期的理论和那一时期的理论的职责?整合的主体站在整体论的角度去完成这一工作的时候，作为个体经验的原始理论是否仍旧是自洽、自适的?换句话说，当人们企图把历史整合起来的时候，无论历史的对象是什么，无论这种行为是否成功，一个俨然强大的主体已经在八十年代站立起来，它向往自由，开天辟地，同时裹挟着作为主人本能的权力情结、欲望冲动。 八十年代的文化“建构”之风直至九十年代仍“一脉相承”。祁志祥于1992年撰文《古典文论方法论的文化阐释》指出，“古典文论方法论是丰富多彩的，但从主导方面说，它们可概括为训诂、折中、类比、原始表末、以少总多、形象比喻六种方法。其中，训诂用于名言概念的阐释，折中用于矛盾关系的分析，类比用于因果关系的推理，原始表末用于历史发展的观照，以少总多和形象比喻见于思想感受的表达。它们在不同功能上发挥作用，从而构成了一个互补的独立自足的方法论系统”(77)。为什么是此六法非彼六法乃古代文论方法论之主导力量，此六法彼此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除此之外的次要方法有哪些，该文并未做出说明——逻辑中俨然预设了某种先在而前定的和谐，它为研究者带来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表述的欲望。 九十年代人们开始对古代文论研究本身的弊端进行反省，反省的肇始，并非出于古代文论研究者“本土”阵营的内部自律，而来自异域东瀛的别样考察。日本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大陆学者理论先行，理论大于考证，只注重“形象工程”，好大喜功、草率了事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提出了严肃批评。清水凯夫即可为一例。时任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部教授的清水凯夫就《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中心这一议题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的一致论断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诗品》的研究可分为第一时期(1926年-1949年)，第二时期(1950年-1979年)，第三时期(1980年- )，而第三期吸收了前两时期的成果。直接论述“滋味说”的论文，据清水凯夫当时的统计，出自吴调公(1963年)、李传龙(1979年)、高起学(1980年)、武显璋(1980年)、陈建森(1982年)、郁源(1983年)、丁捷(1984年)、王之望(1985年)、齐鲁青(1985年)、蒋祖怡(1985年)、王小刚(1987年)、蔡育曙(1987年)、李天道(1989年)、韩进廉(1990年)、李艇(1990年)、姜小青(1991年)。在这些数据里，清水凯夫检索的对象不仅包括了处于学术核心的《文学评论》、《文史哲》，还指向了相对显得边缘的《河池师专学报》、《牡丹江师院学报》和《喀什师范学院学报》，足可见出他对于中国大陆学界有着细腻而全面地了解。在清水凯夫看来，“一般地说，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往往过分重视逻辑上的合理性，疏忽对事物本身的考证。在上述涉笔‘滋味说’的论文中，这种倾向也很突出，普遍重视理论而轻视考证。几乎所有上述论文都是首先举出《诗品》序中对齐梁诗坛的非难性批判为根据，规定钟嵘《诗品》是一部力图矫正齐梁不良文学风气的战斗的诗歌评论著作。正因为这个规定是以《诗品》的内证为可靠根据，所以在逻辑上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是对齐梁颓风不作详细的分析，看到对不良诗风之一的‘玄言诗’的批判：‘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就断定‘滋味’乃至‘诗味’是矫正颓风的中心旗帜，即钟嵘的批评标准和创作原理，不能不说这也太缺乏考证了”(44)。依据清水凯夫的意见，所谓《诗品》的“批判”，必须落实到曹植、刘祯的个人风格层面，以及任昉、沈约的流派倾向上去理解，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概括出一种笼统的“玄言诗”概念。从文本入手，自细节处求实证以获真知的态度对九十年代乃至此后的古代文论学界来说，无疑是一支清醒剂，它使得哲学从来都“大于”历史的当代学者思考历史的本来面目和本能力量的同时，开始重新省察古代文论是否存在某种更“切实”的研究路径。而与此形成呼应的是张伯伟对海外《诗品》研究的引介。张伯伟曾横向比较并介绍海外学人对《诗品》的研究成就，这其中就包括日本。据张伯伟考察，日本文坛对《诗品》的袭作、仿作就有空海《文镜秘府论》、滋野朝臣贞主《经过集序》、纪淑望《古今和歌集序》、藤原公任《九品和歌》、大江匡房《江谈抄》等，至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诗品》的刻本已有中西淡渊校订本、《吟窗杂录》本，并在近藤元粹编《萤雪轩丛书》中有所收录，本世纪以来，关于《诗品》的校勘、注译、评论更加丰富。朝鲜亦是如此。因此，张伯伟认为：“不难看出，《诗品》一书不仅在历史上对日本、朝鲜的文学理论影响甚大，而且《诗品》研究到现在也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今后国内的《诗品》研究，需要了解和吸收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也是促进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51)。在这方面，亦有诸如韩国学者李钟汉对韩国研究六朝文论之历史与现状的主动介绍(52-57)。一方面有国外学者的直面批判，另一方面有大陆学者的开放视野，促使古代文论的研究终于有可能具有了自我清醒、批判，自我开敞、接纳的胸襟与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