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概说 飞散(diaspora)是个获得丰富新意的古词。按其希腊文词源，diaspora原指种子或花粉“散播开来”(to sow/scatter across)，植物得以繁衍；自《旧约》以来，这个词长期与犹太民族散布世界各地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增添了在家园以外生活而又割不断与家园文化种种联系这层涵义。但是，近几十年来，犹太民族的经历不再是界定飞散内涵的主要参照，飞散也远超出研究人类移居的范畴。在当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中，飞散成为一种新概念、新视角，含有文化跨民族性、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混合等涵意，也颇有德勒兹(G.Deleuze)所说的游牧式思想(nomadic thinking)的现代哲学意味。由于其政治和文化特征，飞散也是后殖民研究的重要概念。简言之，当代意义上的飞散少了些离乡背井的悲凉，多了些生命繁衍的喜悦，更贴近飞散词源的本意。新意义上的飞散，已经引起美学判断和文化研究上的许多变化。 大背景解说 飞散，古字新用。20世纪70年代之前，英美主要英语词典中的Diaspora是大写的，之后出现小写的diaspora。拼写上这一看似细微的改变，实际上标志着飞散的概念已经重构，其传统意义和新意虽有关联，但差别也很大。在较传统的意义上，这个词指一些与移民、移位(displacement)相关的状况，以及对“家园”的种种情感。社会学者、人口学者、历史学者多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飞散的概念。概念重构之后的飞散，保留了移位、家园等内涵，又添了不少新意，成为后殖民和全球化种种文化实践和语境中的一个新视角。 从飞散的新视角来看，民族、族裔、身份、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概念，其语义存在于跨民族关联(transnational networks)的动态之中。 由于一批有影响的文学家的创作以及许多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学者的理论，今天所指的飞散包括了跨民族性的文化、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混合(transnationalism、cultural translation、traveling culture、hybridity)等内涵，是后结构、后现代、后殖民时代（以下简称“后”时代）复杂表意过程中一个灵活的能指(a dynamic signifier)。从飞散新视角来看，“家园”既是实际的地缘所在，也可以是想象的空间；“家园”不一定是落叶归根的地方，也可以是生命旅程的一站。但是，飞散之所以为飞散，一定包含两个和多个地点，一定将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联系起来；飞散思维一定是跨民族的、翻译的、混合的。因此，许多超出移民或移位社会现象之外的实践，如具有翻译性、混合性的文体、音乐风格等，都具有“飞散性”(diasporic)。英文形容词“飞散性”适用范围更加广泛。由于后殖民文化实践必然有将此与彼关联的跨民族特征，此种文化实践也就具有了飞散性。飞散的视角常立足于某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在此意义上有其“当地”(local)特征，但“当地性”只有在跨民族的时候才是飞散的。詹姆斯·克利弗德(James Clifford)在《飞散》一文中说，“是当地的，但是具有可译性”(Local,but translatable,p.302)。换言之，飞散是在跨民族实践之中得以丰富的民族性。此外，飞散视角常用以挑战某些以同化意识为目的的国家文化界限。比如，美国的“族裔”文学(ethnic literature)的定义，以往常以族裔群体的所谓“美国”经历为界定，而从飞散视角看，这种“族裔”概念隐含着“同化”的国家意识，排斥了美国各群体的国际性历史。这些群体（如华裔）的文化和历史，必须与其跨民族历史关联，才切合其实际。 因为新意或小写的飞散远远超出社会人类学飞散概念产生出种种新意，观点保守的社会学者、人口学者、历史学者有些坐立不安。克亨(Robin Cohen)在《全球飞散：概论》中说，在这些传统的学者眼里，使用飞散新意的作家、学者、理论家无异是“space invaders”(p.127)。这是一语双关，指新派飞散理论者闯入了传统领域，威胁犹如外星人入侵。其实，当代的飞散概念虽然增加了许多新的语义，却包容了传统的涵义。它的威胁在于语义处于动态，体现着现代哲学的游牧思想。游牧思想不事体系，自然对传统概念、学科构成威胁。 作为超出单一民族的范畴产生的文化现象，飞散在美学和文化的判断上，有别于长期以来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文学文化思维。我们可以从当代一批优秀文学作品中体会到这种跨民族美学和文化判断的力量。其中一些作家包括阿契贝(Chinua Achebe)、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莫里森(Toni Morrison)、奈保尔(V.S.Naipaul)、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库切(J.M.Coetzee)、拉什迪(Salman Rushdie)、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苏莱利(Sara Suleri)等人。有趣的是，这些作家虽然都是飞散型的，但飞散特性不尽相同。纳博科夫的飞散是在放逐中对俄罗斯和欧洲的再造；莫里森具有非洲飞散的文化和政治想象；戈迪默、库切的后殖民飞散性产生于他们的“帝国飞散”经历；阿契贝、拉什迪、翁达杰、苏莱利等在西方国家重写他们经历的殖民历史，形成很不一样的文体风格。奈保尔的飞散不仅在于他本人的多文化自传，而更重要的是，他笔下的混合型加勒比文化本身具有丰富的飞散性。飞散的多意，由此可见。 顺便提一下diaspora一词的中文翻译。较早时，中国大陆以外的一些中文学术性文字中已经见到“离散”这个译法，现在，这个译法也开始在国内学界使用了。但是，“离散”有离乡背井的凄凉感，而“飞散”更符合diaspora充满创新生命力的当代涵意。“离散”是被动的，而当代意义上的“飞散”是主动的。“离散”的译法将diaspora语义凝固在30年前的用法上，有温故的好处。而“飞散”的译法既贴切diaspora希腊词源的本意，又准确道出希腊词源在当代文化实践中复兴的事实。此外，将Chinese diaspora译为“华散”或“散华”，也恰如其分，正好是diaspora生命繁衍的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