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篇：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二） 编者按：我刊1995年第1期曾以“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为题，转载《台湾诗学季刊》的争鸣文章，为读者提供海峡两岸诗学交流的信息。1996年3月，《台湾诗学季刊》第14期，又推出“大陆的台湾诗学再检验”专辑，刊登台湾诗评家的10篇文章，对古远清、古继堂、王晋民等人的著作提出批评，随后又在第15期刊出古远清、古继堂等的反批评文章。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就是台湾诗评家之间的意见，也并不一致，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文治先生在《如果渐成事实》一文中，指责近两年来大陆诗评家评论台湾诗的文章，“通篇只有叫好鼓掌赞美的声音”，“从来不敢或不愿道及台湾诗的缺失”，但在同一期刊登的漫画中，却又讽刺大陆诗评家把台湾诗人“辛辛苦苦炖的肉给狗吃了”。 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开始文学交流只是近10年的事，而且交流的渠道又很不畅通，因此，通过对话和讨论，将有助于化解彼此的敌意，也有助于创作的繁荣。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期只是选登批评“二古”的文章和“二古”的反批评文章，今后如有新的文章推出，本刊还将继续转载。 萧萧先生在《大陆学者拼贴的“台湾新诗理论批评”图》、（《台湾诗学季刊》1996年3月号）中，除批评古继堂先生的《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外，对拙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8月版）。也多有批评。比起上一次《台湾诗学季刊》刊登的一位作者对我莫须有的指控，诸如说我把大陆“精神污染的罪魁祸首”看作“是来自台湾诗人”、说我评论台湾诗“是丑化台湾，不在解释诗”，还有什么“罪证确凿”、“故入人罪”等等的“炮轰”，算是客气多了。萧萧先生没有对我实行人身攻击和纲上政治意识形态，对拙著的章节安排、调整，以及遗漏处等批评或建议，都有可取之处，值得我反思和参考。但读了萧萧先生的文章后，也感到他自己有不少盲点。 一是“台湾新诗和中国新诗”的关系问题。 我认为这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是说，台湾新诗是中国新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中国新诗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观点“僵硬”。但鉴于萧先生开宗明义不大赞成此观点，把“台湾新诗与大陆新诗的不同”写作“台湾新诗与中国新诗的不同”。还说这不是将会变成两国文学之不同，即“将会如同美国诗与英国诗之殊异”，故这老调实在有重弹之必要。 我们大陆学者认为，台湾新诗从根本上说来没脱离中国文化这一母体，且作品用中文写成，它再与大陆诗不同，也不会形成另一国文化之景观。我已注意到，萧萧先生的论题是《〈大陆学者拼贴的……〉》而非《中国学者拼贴的……》，即他还没有像某些人走得那么远，把我看成外国学者，真是谢天谢地。 二是未看完大陆学者著作妄加批评。全方位批评别人的诗论，应把“论敌”的书——至少是诗论部分认真读完，这是起码的游戏规则。我敢断言，萧先生只看了拙著标明诗论的章节，对未标明但含有新诗论述的章节压根儿没看。这从萧先生不惜篇幅详细开列的拙著“有关新诗篇章目录”只有十五节便可看出。他至少遗漏了下列十六个章节： 第一编第四章第三节 为现代诗辩护 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 从关杰明旋风到“唐文标事件” 第三编第一章第三节 诗坛的“战国风云” 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 颜元叔：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 第二编第七章第三节 叶维廉的文论秩序 第二编第七章第四节 杨牧的文学评论智慧之光 第三编第一章第三节 一种危险倾向：“宁爱台湾草笠，不载中国皇冠” 第三编第三章第四节 具有鲜明当代性的李瑞腾 第三编第三章第五节 罗青：从学院色彩到前卫倾向 第三编第三章第七节 在“不安海域”中弄潮的林燿德 第三编第三章第八节 简政珍：“以哲思点化生命的果实” 第三编第三章第九节 强调“观察加批评”的孟樊 第三编第五章第三节 周伯乃对近30年新诗的考察及评价 第三编第五章第四节 舒兰、龚显宗的新诗史研究 第三编第六章第五节 高准的大陆文学研究论著 这就是说，不敢奢望萧先生通读拙著，就连诗论部分，他读的或曰他看到的内容还不到一半。他在剪裁（或曰“拼贴”？）拙著时，只放进了明显标明诗论的那几块而已，且将我“作为诗歌教育家与理论家的覃子豪”，“余光中：最终目的是中国化现代诗”之类的标题一律简化为干巴巴的“覃子豪”、“余光中”而未加任何说明（他开列古继堂先生的诗论篇目倒是一字不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向读者提供的这种经过剪裁的拙著诗论部分目录，离“成型成式、有模有样、还太遥远！” 正因为萧先生没有看这些章节（据说他写“拼贴图”一文是在刊物发排前匆忙赶出来的），故他批评我在八、九十年代最应该讨论却被遗漏的孟樊、林燿德、王浩威、简政珍、游唤，除王浩威有所遗漏外，这种批评“可说全是踏虚、落空了！”因拙著在总题为“众声喧哗，多元并存”的第三编第三章中已对孟、林、简三位有专节论述。对游唤先生虽没有设专节，但在别的地方也多有论及。萧先生还说我极少论述日本诗论对台湾诗论的影响，其实477页等处已有说明。至于欧美诗论的影响，在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部分说明之处就更多。由此可见：他当时的确应战心急，赶赴“诗战场”时临阵磨枪，对拙著不是看走了眼，就是看得太粗心，连看目录时都没有把同一编的有关章节看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