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6期的《当代文坛》上刊载了唐小林教授、刘朝谦教授和欧震博士的三篇关于“读者之死”讨论的论文及赵毅衡教授的倡导之语。刘朝谦教授《“读者之死”所指为何》一文，传达了即使冒两个方面的风险①也要指出当下已经发生且还在发生着的文学现象——“读者之死”。那么“读者之死”到底所指为何？是不是故弄玄虚、虚张声势以赢得眼球的观点？（因为人们还听到“艺术之死”、“文学消亡”、“文学理论终结”等都曾引起巨大反响的惊人判断）如果不是，此种观点是轻率提出的呢，还是缜密思考之后的一种深刻的忧虑？这种忧虑是有根有据的严谨判断，还是杞人忧天？或者兼而有之？并且这个命题中“读者”为何？“死”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命题提出有着怎样的背景与意义？又有多少科学性？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涉及的问题。 唐小林教授《谁的读者，何种阅读——批判理论视野下的“读者之死”》一文回忆其第一次听说此种观点是从同事欧震博士那里，并于当时即有了耳目一新的感受。那么，欧震博士何出此言？他认为，作者的身边总跟随着无法摆脱的影子——读者。可以说，读者是作者的一部分，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离开了读者，写作就会像沙漠中的细流一样逐渐萎缩、消失。为此，他梳理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诸种读者的存在后指出，无论是古希腊城邦中的公民，中世纪的教士以及文艺复兴的世俗君主，还是古典主义的贵族、启蒙时期的第三等级，或是浪漫主义的精神贵族，读者总是拥有“主体性”的存在，而这样的主体性却在资本主义时代消失了，因为读者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式微了，而消费时代又给滑向死亡边缘的读者以致命的一击。唐小林教授对于读书群体数量下滑的现象也很担忧，但他以批判的眼光，指出历史上文学经典的遴选本就没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价值中立、确定无疑、普遍永恒的原则，因此，“我们只有具体的、因时因地而变的文学经典，没有抽象的、一在永在的文学经典，变动不居才是文学经典应有的面貌。”② 他们对于“当代读者”命运的思考的确发人深省，积极参与到这次关于中国文学未来的讨论中，笔者也有几点不够成熟的思考，仅供大方之家指正。 一 观点来源 从表面上看来，“读者之死”的观点与尼采的“上帝死了”、福柯的“人死了”和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一脉相承，仿佛是这一链条上合乎逻辑推演的相似之语，因为“死”都是这些词组中的核心词，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一命题是前者的延伸，毕竟，内在的联系还比较明显。但我认为，“读者之死”这一带有中国大陆特色的观点其实与本世纪初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学终结论”“文学理论终结论”那场论争有着紧密的关联。 近几年中国的“文学终结论”以《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为滥觞，之后，许多学人纷纷参与这场论争，对文学与文艺学的未来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并写出许多发人深省的文章。讨论的结果，人们普遍认为，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文学之为文学，就在于它是以语言为媒介，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因为语言能够给创作者与读者带来现代图像所难以带来的丰富的想象空间。语言文字是超越了一般媒介的一种媒介，它能够调动起作家与读者所有的生命体验，会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内心幻化成无数种图像，即使是一个读者也可能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不只是一种固定图像，这就超越了电视或电影等视觉艺术的图像模式。 而文学之终结并非真正的死亡，相反，“死”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它指“一种意识及其意识的对象边缘化了”③，也即文学以顽强的生命力渗入到其他领域去了。如文学与人类学、心理学、哲学、性别学、生态学亲密结缘，文学与广告、装潢、酒吧、广场、公园等热烈拥抱，文学不再只躺在书架上守在文人的身旁，也走向市井、工地，文学也不再只将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还选择了电影、电视、DVD等，文学不再只钟情于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学与托尔斯泰们，也钟情于大众文学如韩剧与金庸们。 事实上，文学理论的根基不会坍塌，文学理论也并非如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陈旧至极，它还具有存在的现实意义，故而文学理论的大厦也不会忽喇喇而倾圮。然而，地震已过，余波犹在。文学的现实情况的确是令人担忧的。 “读者之死”的观点也与当下不容乐观的阅读现状有着紧密的关联。刘朝谦教授曾对170名大学文学院的在校本科生做过一次专项调查，其中仅有1%的学生完整读过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只有5%的人完整读过其中之一部。部分学生接触中国四大名著是通过动画、电视、电影等图像叙事方式。完整读过《战争与和平》、《复活》、《喧哗与骚动》等名著的为0%④。且不论这种调查的标准是否科学，被调查者是否具有代表性等因素，仅就数字本身已足以引起人们的忧虑。中国人到底怎么了？连骄子们都无暇顾及文学经典了，那种能够与作品融为一体、体验人生、感悟生命真谛的读者真的是绝迹了吗？ 促发“读者之死”的观点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文人持守多年的精英意识。“铁肩担道义”是中国文人一贯的追求，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高蹈胸怀，到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创作追求，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豪迈之言，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民情怀，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未来设想，到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笔耕不辍，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不在自己的心中装着普天下人的人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百姓为兄弟姐妹，以国为家，怀着救世的情怀而奔波于大街小巷，一次又一次扮演着先师孔子的角色。这种孤傲的精英意识有着一种壮士断腕般的悲剧精神，他们可以不顾身家性命，但却难以视社会痼疾于不见，当他们意识到经典文学的悲剧命运时，当然会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壮士行为。但我的疑虑是，对于“读者之死”的断语，科学性有多大？这一命题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这必然会涉及对于其中关键词“读者”“经典文学”等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