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自我”成为问题：文明史视野与现代性危机 近年来，文化记忆、历史记忆、怀旧文化、口述史写作，成了人文学科乃至大众文化的热议对象。①记忆为何能够在当代文化现象中获得广泛关注？记忆又如何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加以把握？记忆文化是否只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或仅仅属于当代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在一个怀旧风靡、消费历史的时代，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究竟是冗余还是匮乏？什么是好的记忆？它又具有怎样的“历史—政治”的意义与“伦理—生活”的潜能？这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提醒人们面对记忆文化热时需要秉持一种冷静的认知状态，以某种既深入对象又与对象保持距离的方式，对记忆议题展开一种合理而恰切的学理讨论，既把握记忆问题的内在脉络，又顾及记忆在整体社会机制中的位置。根本上，记忆并非一个纯然的现代议题，但却因现代性问题凸显而重新引发人文研究的普遍关注。因此，在文化现代性理论之外，能否以及如何对记忆进行一个“再文明化”的构造性把握，将它不仅放到现代性而且置于文明史的双重视野加以重构，就显得尤为迫切。 一般而言，记忆问题可以从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文学等涵盖广泛的自然、社会、人文领域来展开研究。但根本上，“记忆”是人类文明史的一种人文表征。人类之区别于动物，尤其是能形成不断向前演化的人类文明，特别重要的一点便是通过记忆将种种经验和知识代代积累与传递，从而形成一条文明巨链。记忆看似人类自然本能，实则是人类文明历史实践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因此在对待人类记忆时，既要避免仅仅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也要避免仅仅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归根结底，记忆是基于人类文明历史实践的一种属人能力。从古至今，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结绳岩画、史诗歌谣、刻石立碑到赛博空间、云存储，变化的物质媒介手段背后不变的是人类对保持自我文明记忆的执著。在文明史的意义上，人是记忆的动物。 无疑，在人类文明传统中，记忆曾起到了维系认同的重要作用。记忆女神墨涅摩绪(Mnemosyne)，在歌声中受到古希腊人这样的赞美：“你驱赶摧残理智的致命遗忘，保障人类精神与灵魂的协调，你增长凡人的理性沉思的力量。”③《荷马史诗》与《诗经》，既是东西方文明最早的记忆，也是人类社会最初的自我阐释。城邦与家庭，旧邦与新命，都在记住过去的同时深深触及着“认识你自己”这一人文学的核心命题，影响着存在者及其政治、伦理、情感的生命形式。记忆维系了过去与当下、个人与群体、存在与形式的同一性。历史人事难免阴晴圆缺与悲欢离合，但传统世界依靠记忆却始终有着一种变之不变的安心与自在。 问题在于，伴随现代性(modernity)的降临，人类历史实践本身发生了构造性巨变。大体而言，这种巨变发生在三个层面：时间意识上，“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的兴起，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④；社会构造上，一种由陌生人构成的“社会”取代了传统中主要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共同体”⑤；身份认同上，以“自我认同”取代了“传统认同”⑥。这三重变化殊途同归地导致了个体从传统时间、社会、认同中脱嵌出来，被抛入了某种一往无前、永不停息、看似更自信实则更风险的现代命运之中。现代生活世界，正如一句网络流行语所说，“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个人的价值感与意义感，不再基于圣人之言与上帝之光，但这种现代自我认同真能使个体生活的心安理得吗？面对变动、陌生、唯我的社会氛围，个体存在何尝不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唯此“历史—社会—心理”的构造性把握，记忆的重要性才能获得一种文明史视野内的整全理解：在一个传统认同纽带被现代性发展主义拦腰截断的时代里，犹如汪洋大海的个体能否再次扎根群体与共同生活？在差异性生存风格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推崇到无以复加的氛围中，日益走向形式新教条的个体能否克服精神分裂与恢复表里如一的生命形式？阿甘本在对柏拉图的阐释中曾提出：“记忆的任务不是庇护这个或那个真理，这段或那段记忆，而是监视灵魂的开放本身、监视它自己的去蔽。”⑦当现代性的“开放”与“去蔽”自身成为新问题之时，记忆在传统的积累经验、维系认同之外也就构造性地增加了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题中之意。若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正是“认识你自己”这一人文学核心命题在文明史的现代性阶段作为“被压抑者”的再次复归吗？ 二、作为装置的记忆：再生产的治理机器 进一步深入文明史考察，其实记忆不仅维系了个体生命的存在认同，而且更参与构造了“治理术”意义上的“装置”(apparatus)⑧，作为社会权力机器的有机构件而运转，亦即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再生产”。阿尔都塞曾指出，“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是“一个特别为人们熟视无睹的领域”，人们往往习惯“孤立地看待生产，乃至将它看成(从生产过程抽象出来的)纯粹生产的观点”。但他认为，“为了生存，也是为了能够进行生产，任何社会形态都必须在生产的同时进行生产条件的再生产。”⑨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则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各自的再生产。阿尔都塞通过“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一视野的确立，其实回到了“什么是社会”这个核心问题。他从“再生产”视野出发，在传统的上层建筑内部，即国家与意识形态之间，发现了一个新的结构性机制层面，即“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法文缩写AIE)，它涵盖了宗教、教育、家庭、法律、传播、文化等领域⑩。阿尔都塞的理论创造性在于，在葛兰西区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立足于权力“发挥功能”而非形式上的公私之分，深描了权力运作机制的渗透性。AIE便成了连接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一个中介性部分，它起到了维持“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的功能，即将权力通过意识形态机器渗透到多元的私人领域，将个人传唤为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