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的文学批评，需要的是一种坦诚相见、见识鲜明的氛围。开伟先生是我省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在此文中对近年来中国文坛上的一些现象，提出自己的意见，文章正确与否，我们相信读者自有公允。新的一年，本报的“潇湘论坛”，愿为文化艺术的“百家争呜”提供一个园地，为新时期文化艺术的进步摇旗呐喊。 王朔作品的走俏并非今日始，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批评界对王朔作品取得的商业上的成功，毁誉参半，众说纷纭，褒贬之词呈势均力敌之状，似乎难分轩轾。一向老练沉稳的王蒙，在经历文坛沧桑和“稀粥”风波之后，对文坛盛行的王朔热一直保着谨慎的沉默，使人莫测高深。从前年开始，王蒙审时度势，不甘寂寞，终于打破缄默，大开金口，笔底生花，发表了评论王朔的惊世骇俗的洋洋大文《躲避崇高》（载《读书》1993年第一期），几乎使所有吹捧王朔的批评家的文章相形失色。窃以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王蒙这篇文章所提出的命题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地概括了王朔创作倾向的实际底蕴；并对其躲避崇高、奉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精神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和赞赏。王蒙在文中循循善诱地启发读者去欣赏、理解王朔的作品，毫不隐讳地表露了他对王朔作品的赞誉：“读他的作品，你觉得轻松地如同吸一口香烟或玩一圈麻将牌，没有营养，不十分符合卫生原则与上级号召，谈不上感动……但也多少地满足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兴趣，甚至尝到了一下触犯规范和调皮的快乐，不再活得那么傻、那么累。”这真是王蒙的肺腑之言！这比起那些虚伪的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和卫道士，要坦诚可爱得多。这种直抒真言的批评之风是很可取、值得尊重的。 对知识分子和批评家极端轻蔑鄙视的王朔，曾经公开声称：“我特爱躺在家里偷偷看别人骂我的文章，看得津津有味。你骂我，我倒挺舒坦；你夸我，我反而不自在了。”（摘自《中国青年报》我想王朔读到王蒙这篇夸赞文章大概定会例外，一定不会感到“不自在”，多少会感到“来劲”，因为王蒙仅用“躲避崇高”一句话就搔到了王朔的痒处，这比那些一味谩骂或吹捧的文章都要准确得多。这就是王蒙技高一筹、非同凡响之处。他在操练批评武器时，同样显示了属于王蒙个人特色的出众才华，这是庸常之辈如我者望尘莫及的。 可是，王蒙高超的批评技巧却掩盖不了他提出“躲避崇高”这一命题的失误。问题不在于他对王朔作品分析正确与否，而是在于他对王朔为代表的躲避崇高、袤渎崇高乃至践踏崇高这种创作倾向加以肯定和鼓励，客观上乃是对作家和读者不负责任的一种误导。王朔作品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都是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它的价值可以留待时间来作结论，大可不必匆忙论定。对王朔作品“捧杀”或“捧杀”都是不足为训的，但对其进行科学的探讨和争鸣却是完全必需的。王蒙可以对王朔作品怀抱纯属个人的偏爱，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形诸于文公开肯定和倡导“躲避崇高”这种创作倾向，这就颇值得质疑了，似乎经不起推敲。 王朔作品弥漫的世纪末颓废情调是众所周知的，勿庸赘述。他曾经赤裸裸地宣称：“我最感兴趣的，我所关注的这个层次，就是流行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里，就有暴力，有色情，有这种调侃和这种无耻，我就把它们弄出来了。”（见王朔《我的小说观》，载1989年第3期《人民文学》）他还通过笔下的流氓作家方言之口，公开主张“玩文学”，露骨地宣布：“关键在于……得你操文学，却不能让文学操了你！”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王朔描写了形形色色的痞子、流氓、骗子、浪荡子的浑浑噩噩、花天酒地、鼠窃狗偷、尔虞我诈……等等丑行。王朔笔下的这些主人公们把一切社会公德、民众良心、理论信念统统踩在脚下，一律认为是“傻冒”，“冒傻气”，百般鄙视嘲笑。王朔笔下这些玩主和丑类，却被王蒙认为“基本上还是良民”，他们的各种卑污行径则被王蒙视为“撕破了崇高的假面”，促使王蒙茅塞顿开，大彻大悟，思今是而昨非，乃至感到“不再活得那么傻，那么累”。有鉴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王蒙对王朔的创作如此情有独钟、赞许如是，多少意味着王蒙对王朔创作倾向的认同和支持。他本人对严肃文学体现崇高的追求已经开始厌倦或试图摒弃！？如果是这样，这对王蒙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惊人的变化，足以使那些对王蒙的创作和理论顶礼膜拜，马首是瞻的批评家和作家、读者们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不禁使我联想到王蒙过去的创作和理论观点。将王蒙以往的作品和创作主张与他的上述言论加以对照，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权且不说王蒙早期的成名之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青春万岁》所洋溢的崇高的理想主义激情，是怎样深深感动过五十年代的青年（这包括笔者在内，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尽管这两个作品并不成熟，政治色彩也太浓，即便是王蒙本人，在八十年代也颇有点“悔其少作”，并不满意这两个作品。但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一个时代文学的特点，这两个作品的崇高思想倾向都是不能抹煞的。王蒙在新时期的最早得奖之作《最宝贵的》，虽然仅仅是一篇3000字的短篇小说，现在看来概念化、理念化的痕迹也太重。但是，其中强烈呼唤被戕害和丧失的社会良心和社会道德的回归所体现的崇高主题，在当时都是发聋振聩、激动人心的。当我在《作品》杂志上捧读这篇作品时心潮澎湃，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作家和作品最宝贵的是什么》在一家刊物上发表，后来收入已经出版的拙著《跪在真理和美德的脚下》这本评论集中，这是否是“傻冒”、“冒傻气”，我至今是将信将疑的。记得王蒙在他的理论文章中曾经特别强调作家和作品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情操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人格力量是文学作品的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大声疾呼：“如果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胸怀，没有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进步事业的炽热情感，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与生活经验，没有思想家的独具慧眼和见地，没有广博的学问知识，没有与当代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血肉联系，没有为人民代言、为新事物开路、为推动历史车轮出一把力的热忱，那么你写得再努力、再好，常常仍然是小打小闹小摆设，或能赏心悦目一时（这已经很不错了），或能被少数内行专家击节赞赏，广大读者却会觉得与自己有距离，有隔膜，打不动自己的心，引不起自己的关切、共鸣、焦虑、兴奋。这是无法强求的事。”（以上引文均见王蒙的评论集《创作是一种燃烧》诚哉斯言！善哉斯言！王蒙此类高论可谓正气盎然、掷地有声，令人怦然心动，肃然起敬。有谁会怀疑这些高论的真实性和普遍性呢？何况有王蒙自己躬身实践的上述作品作为忠实注脚。然而，岁月不居，沧桑易变。曾几何时，曾经以“少年布尔什维克”自诩，以肩负上述文学神圣使命自励，声名显赫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王蒙，到了九十年代却渐渐对自己以往的文学追求和创作主张产生了疑虑，对与其文学追求和创作主张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王朔却产生了强烈兴趣，这难道不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吗？这难道不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文学现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