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

作 者:
刘巍 

作者简介:
刘巍,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刘巍,女,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

原文出处: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女性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是我们独有的历史传承、理念标准、话语体系——以作品为原点,以实践为根据,以整合为目的研究轨迹;女性文学批评对文明传承中人性共享之美学经典的敬畏,温文尔雅、不卑不亢地走向现代的研究理念;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正在行进着的,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媒体繁荣同步的,迈向清朗的性别共荣步伐。今天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应该有信心、有勇气让世界领略我们的女性风采,让全球共享我们的女性文学批评经验。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7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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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7)03-0138-06

       屈指算来,即便我们较为保守地把“女性文学批评”这个词深入女人之心的初始时间界定在新时期起始,距今也快四十年了,宽泛的界定可上溯至20世纪之初。这几十年中,我们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从最开始的激动热烈到狂飙突进式的反叛解构,再到而今的平淡从容,貌似波澜不惊,实则沉稳笃实,期间经历了浮沉,经历了纷扰,甚至经历了人到中年的冷漠。所以,我们不妨客观、冷静地厘清这许多年的研究思路,总结经验、褒扬成就、发现缺憾,以便使女性文学批评发展得更加精致美丽。

       将“中国经验”具体到女性文学批评上,就是我们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所具备的研究理念、标准、式样,我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如何具备我们独特的风格。女性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应有这样几个层面:历史传承,无论如何,我们的研究是在历史传统文化的延续中进行的,我们的基因血脉是无法割裂的;美学神韵,华夏文论几千年的丰硕成果属于男人也属于女人,我们研究女性叙事之美,经典的评价标准(无关于性别)几乎是内化的;本土现实,我们的女性研究发展史——新文化运动、抗日、内战、土改乃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媒体介入,都是独一无二的,无可复制的。

       以作品为原点,以实践为根据,以整合为目的,百年来的女性文学研究从有性别色彩到无视性别特征到双性和而不同,画出了一道清晰的轨迹。

       我们的批评是以作品为原点,而不是以生活现实为原点的。我们的研究始终围绕着文学作品这条主线进行,不凌驾于作品也就是不凌驾于生活实质而形而上地空谈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甚至女权运动。作家是生活的转述者,作品是现实的记录模本。女性文学批评对性别文化的判断总是力求凸显某个文学作品中形象的个别性又体现一般性,强调感性体验性,又强调合情合理性。女性文学批评最开始进行的就是挖掘、整理我们文学作品的财富,我们已有的习焉不察的女性创作,积累了珍贵的成果。不仅是谢无量、谭正璧等对中国古代女性作品整理研究,更有新时期以来对正在进行时的女作家作品进行的评说。李子云的《净化人的心灵》、张维安的《在文艺新潮中崛起的中国女作家群》等成果比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正式引进中国学术研究领域早三四年的时间[1]。及至当下,对作品的研究几乎与作品同时出现,比如《收获》在2016年第2期推出了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同期便刊登了金理对小说的评论文章《创伤传递与修复世界》,甚至设置了“微信专稿”的栏目,刊登了双雪涛的《双手插袋的少女》,也是对《茧》的读书札记,作品与批评互动互生、互为印证,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极佳的传播效果。

       以实践为根据,是从批评方式上讲的,我们的研究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我们的理论是在批评实践中逐渐确立批评的范畴、规则和理论的。这不仅体现在对某些创作时间较长、创作作品类型较广、创作特色变化较明显的作家研究上,还体现在对待同一部作品的研究不断深入方面。对同一位作家的追踪研究,比如张洁、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演变,从少女的清新明丽、多愁善感到成长后的犀利多疑到成熟后一切了然于心的超越,评论界都给出了准确及时的定位。对待同一部作品研究不断深入,是随着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位移而发展的,“一个文本呈现在它的读者面前的形式不决定于文本本身,而决定于读者惯常应用于文学的符号因素”[2]。我们仅以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例。张洁有着清醒的、痛苦的,甚至是神经质的女性意识和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相比于当时文学界沉湎的“伤痕”“反思”创作潮流,该文提出的问题较为超前。小说以女儿的视角叙述了母亲钟雨一生爱的不幸,找到爱情却无法拥有,母亲深爱着的老干部的“幸福”家庭充满了多重言说的释义。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后被称为“石破天惊”之作,不仅因触及“第三者”“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等敏感话题,还因为“如果有来生”的天国许诺引起了评论界的哗然。肯定张洁小说的人说:“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3]否定一方则义正词严地表示:“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完善,对于人们心灵中旧意识的影响,作家完全应该批判。”[4]好或者不好,这是比较典型的正反对峙,但总有一些文学特质是难以名状的,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也难以达诂。它毕竟是以文字写出的情感,而非数学公式或者几何图形那样有明确的界定。近年来的年轻学者试图以两代人两条线索各自的故事引导研究者再解读,以往的批评只关注了“他们”,即老干部和钟雨的故事,而忽略了“我”作为叙述人的成长,“具体到这篇小说,就是叙述者通过讲述获得了精神上的力量,在叙事中追认和补偿了自己的成长,这样一来,叙述者的成长就具有了象征意味”[5],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持续研究,一则是作品的丰富性,它存有多元的阅读生长空间,每一句话、每一种思想都能引发多维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解释,能不断地激发研究灵感;二则是研究实践的丰富性,研究可以适时地引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复调叙事、潜文本等)充实研究。像这样对同一部作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解读使女性文学批评不断焕发生机与魅力,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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