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8]08-0020-06 文艺作品是一个民族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标志着其文明进步程度。“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文艺发展繁荣，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近年来，中国文艺稳步发展，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准的作品，但同时也应看到，有“高原”缺“高峰”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真正深刻反思历史或现实、体现深层人文关怀的优秀作品还为数不多。“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②上述现象，在文艺界确乎存在，值得警惕。 十九大报告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③史诗般的新时代呼唤“中华民族新史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④当今中国的巨变，为世界瞩目，国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世界地位的提升，深刻地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⑤，这一说法体现了社会对文艺发展的期许，也要求创作者应有自己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从史诗般的新时代到中华民族新史诗，筑就文艺“高峰”，在伟大的时代创作出伟大的文艺作品，这一命题涉及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一、文艺要与时代保持张力关系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明代的屠隆认为：“诗之变随世递迁，天地有劫，沧桑有改，而况诗乎？”⑥在他看来，文艺随时代演变，是天经地义之事。时代不同，为什么写、写什么、怎样写都会发生变化，梁启超便把“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称为文学进化“一大关键”。⑦时代对文艺会产生综合性、整体性、根源性的影响，如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进步程度会影响文艺的样态。网络文艺的方兴未艾，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一大景观，改变了文艺的整体格局，这便与中国网络的普及密切相关。2016年3月，微软机器人小冰出版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这一事件离开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再如，文艺的发展直接受制于政策环境尤其文艺政策环境。文艺是要为阶级斗争服务，还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会催生截然不同的文艺生态。 文艺与时代有密切关系，但不能简单地、直接对应式地理解这种“密切关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在文论史上也不乏文艺不与时代同步的说法。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便认为：“一种类似的社会环境必然产生相应的文学”是“错误”的，并提出“坡所尽可能地、不遗余力反对的，正是这些文学错误”。⑧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则认为，“艺术总是跑在‘时代’前头，而‘时代’本身总是远远落在这生气洋溢的时刻后面”，因为“艺术的职责，是揭示一个生气洋溢的时刻……人类总是在种种旧关系的罗网里挣扎”。⑨时代要经过层层中介环节作用于文艺，因此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具有复杂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样表述自己的社会结构理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形态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志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更。”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但在理论发展进程中，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有的人有意把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变成了“一次方程”和“小学生作业”。晚年的恩格斯针对以上状况，重点论述了“中间因素”，阐发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多种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补充。普列汉诺夫基于恩格斯的“中间因素”理论，在社会结构构建中加入了“社会心理”，将原先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法律、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的四层结构变为五层结构，即“(一)生产力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11)。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又针对文艺环节进行了丰富，提出“社会心理—艺术文体—文本特征”的公式(12)，推进了文艺与时代关系理论的发展。 “文学也不能与时代‘贴身’而行，丧失独立审视的想法与能力。文学不同于新闻，不是对现实的原样的呈现，它需要演绎‘真理’的逻辑推动力。现实再离奇、再富有戏剧性的新闻事件，若直接搬入文学，因缺少社会真理的逻辑性推进，也会缺乏文学的深度。”(13)文学如此，整个文艺亦然，在文艺与时代的张力关系中，文艺想象、艺术探索才能得以展开，文艺才会有“艺术性”。也只有如此，文艺创作者才能如前苏联理论家赫拉普钦科所说的，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他们“与当代现实的联系不表现在他描绘时代的熟悉特征上；这些联系表现在世界的艺术发现上，这些发现能震撼读者，抓住读者的整个心灵，以自己的说服力和情感的力量使读者倾倒，能激发读者的思想，帮助他们理解生活和理解自己。这些发现，如果它们是真正重要的、令人信服的，它们就能打动世世代代人们的心”(14)。古往今来，打动人心的经典作品，无不具有超越性的特征，甚至达至“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的宇宙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