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8)11-0157-06 卢卡奇是20世纪备受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关于卢卡奇思想的“转折”“断裂”等评价众说纷纭，因而对于卢卡奇理论轨迹的研究以及探究其思想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卢卡奇一生的著述有很多属于美学或文学评论，然而他首先是一位影响着20世纪的重要的哲学家，从哲学视域出发对他的文学或美学理论加以研究，更能凸显其思想的深刻内涵。本文从卢卡奇1916年发表的《小说理论》出发，阐明卢卡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中隐含的哲学视角，审视由此引发的卢卡奇对哲学视角的反思，最终在卢卡奇早期与晚期思想的变与不变中把握其一致性、连续性的线索，即卢卡奇对历史性和总体性一以贯之的坚持。 一、《小说理论》与隐含的哲学视角 1914年底，卢卡奇打算写一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专题论文，这可能是卢卡奇为获取教席资格而专门准备的论文，但1915年卢卡奇应征入伍，这项研究被迫中断且没有再继续完成，《小说理论》就是这篇长文的第一章并于1916年首次刊发在《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的第二卷中。可以说，《小说理论》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学和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的“序言”。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小说作品展开批判性分析，从而总结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超越之处，是《小说理论》的主要内容。《小说理论》的内容简洁明了且通俗易懂，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伟大史诗诸形式及其与全部文化的统一性或难题之关系”，这里的史诗主要是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通过回溯荷马史诗时代的艺术形式和文化模式，卢卡奇描绘出高度理想化的盛世景象，指出“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的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光所照亮。那些时代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又是人们所熟悉，既惊险离奇，又是可以掌握的”[1]19。在此，卢卡奇借用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要经历艺术、宗教和哲学的三段论模式，将古希腊精神的发展概括为史诗、悲剧和哲学三个阶段，并将其扩展为欧洲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卢卡奇认为，正是由于史诗植根于和谐的文化“总体性”之中，文学、艺术形式才能与历史紧密契合。经过悲剧时代后，小说成为史诗的真正继承者，小说和史诗都是对生活的总体性的追求，保留了所有的文化和伦理价值，两者都试图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纳入到和谐的总体关系中，然而小说和史诗描绘的社会现实却大相径庭。 在第二部分中，卢卡奇提出了“小说类型学”的概念，他的划分标准是“心灵要么比给它作为行为舞台和基础的外部世界要狭隘一些，要么比这外部世界要宽广一些”[1]87。如果心灵狭小，外部世界便拥有绝对广阔的空间，反之亦然。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还使用了“异化”概念，他指出，“第一自然，即作为纯认识的有规律的自然和作为为纯感情带来安慰的自然，只不过是人与其产物之间异化的历史哲学之客体化”[1]57。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人类所面对的外部世界就是社会，自然界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产物和结果，也就是说，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被卢卡奇转换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或称小说主人公与社会的对立关系，卢卡奇由此提出了三种小说类型。 以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为例，在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心灵深处缺乏深沉的自我反思能力，在他身上理想是清晰的，但现实却是模糊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这类小说是中古骑士叙事诗的延续，而中世纪的神奇故事在现代已经彻底消亡，小说中的英雄故事以及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的英雄行为只能成为一幅讽刺画，卢卡奇称这类小说为“抽象的理想主义”。在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代表的“幻灭的浪漫主义”小说中，主人公的心灵世界极为广阔，外部世界中的争斗与争夺可以通过心灵来化解，因而这类小说往往带有伦理色彩，即通过设想应然的生活否认现实世界，主体的心灵体验成为最基本、最重要和最真实的来源。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就是这一类小说的代表。第三种类型是前两者的“综合”，歌德和托尔斯泰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例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主题就是有着各种不满的独立个体在理想的引导之下与当下的现实达成和解，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道主义，即按照人性或符合人性的方式与现实和解。然而歌德小说中的总体性诉求是表面化的，其实质是人的愿望在外部世界的控制下变形的结果，和解的结果也不是历史性地按部就班获得的，而是在小说的结尾按照作者的愿望突然实现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托尔斯泰则是浪漫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中包含着西欧小说家所缺乏的经验因素，俄国的历史境况更接近自然状态，为从总体性上刻画和描写外部世界提供了基础，因而更接近于史诗时代的作品，也就是说，他的小说中再现了史诗的品格，这类小说中保留了史诗的再生形式。 总体看来，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对以上三种类型的小说均是持批判态度的。卢卡奇认为这些小说均未能合理地展现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关系，尤其是思想和现实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直至《小说理论》的最后一段，卢卡奇才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道：“只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这个新世界——它远离反对现存事物的每一个斗争才被描绘为易见的现实。所以，他和他的创作形式都处在这些考察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写什么小说，而在他的作品中显而易见的塑造信念，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无关，也与对它的各种各样的，也是浪漫主义的反应无关。”[1]141卢卡奇在此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新世界”，他之所以“没有写什么小说”，是因为他立足于现实世界，即被描绘成一个可感知的现实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