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篇：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二） 编者按：我刊1995年第1期曾以“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为题，转载《台湾诗学季刊》的争鸣文章，为读者提供海峡两岸诗学交流的信息。1996年3月，《台湾诗学季刊》第14期，又推出“大陆的台湾诗学再检验”专辑，刊登台湾诗评家的10篇文章，对古远清、古继堂、王晋民等人的著作提出批评，随后又在第15期刊出古远清、古继堂等的反批评文章。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就是台湾诗评家之间的意见，也并不一致，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文治先生在《如果渐成事实》一文中，指责近两年来大陆诗评家评论台湾诗的文章，“通篇只有叫好鼓掌赞美的声音”，“从来不敢或不愿道及台湾诗的缺失”，但在同一期刊登的漫画中，却又讽刺大陆诗评家把台湾诗人“辛辛苦苦炖的肉给狗吃了”。 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开始文学交流只是近10年的事，而且交流的渠道又很不畅通，因此，通过对话和讨论，将有助于化解彼此的敌意，也有助于创作的繁荣。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期只是选登批评“二古”的文章和“二古”的反批评文章，今后如有新的文章推出，本刊还将继续转载。 一、学术问题应平等对话 拙著《台湾新诗发展史》自1989年分别由大陆的人民文学文学出版社和台湾的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以来，到今已有近八年的时间。它像出生在海峡两岸关系刚刚渡过漫长的黑夜，开始看到黎明的景色；刚刚结束冰封雪埋的冬天开始呈现一点春的绿意时刻的孩子，伴着忽暖忽冷的季风和忽明忽暗的天象，步履坎坷地度过了童年，进入了青少年期。因为它是第一部台湾新诗史；它是出自大陆学者之手的第一部台湾新诗史它是海峡解冻后两岸出版家同时推出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它又是本人写的第一部专著。因而它占尽了优势和劣势；它赢来了热烈的掌声，也惹来愤愤的骂声；它带着拓荒的冲刺，也表现出源头的潺弱。然而当我们站立在现代化的二十世纪90年代的峰颠，回首诅咒人类幼年时的野蛮；当我们立在长江下游的滔滔激流，去耻笑源头的所谓“荒唐”，甚至表现出某些未能作源头的嫉妒和嫉恨，那岂不是太没有时务感了吗？那不是一种“偏颇”、“错置”和“不实”吗？是的，人类是要不断前进和发展的，要前进和发展就要回顾和总结。写史就是一种最好的回顾和总结。这种回顾和总结是一种学术，而学术是一种自由地创见、发挥和探讨。就像写诗一样，是诗人心灵的自由表白和描述。所以在创作和学术的园地上，既没有皇帝，也没有管家（有人被称为诗坛“总管”其实是一种戏言，如真的以总管自居，那就有点“十三点”了）。既然是一种心灵的自由表白和论证，那就有优劣和深浅之分，但也仅此而已。这里不存在谁能不能当诗人谁能不能当评论家的问题，只是当优当劣、当好当不好而已。张默先生在《偏颇·错置·不实——古继堂著〈台湾新诗发展史〉初撰笔记》一文中的其他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依次展开。这里先就该文的最后一段话开膛破肚，说点看法。该文写道：“其实，治史，并非任何人都可轻易尝试，你是否具有宏观的远景，独特的主张，客观的态度，和犀利的笔触，以上缺一不可。笔者认为古继堂当初的企图心（企图即可，加个“心”字画蛇添足）实在太大，如果把本书定名为《台湾新诗发展史稿》可能较妥，如他一开始即抱定从事《台湾新诗史料汇编》的心情，提供搜集诚实可靠的史料，给某些更具实力宏观的文学史家来治台湾新诗史，懂得自省、藏拙扬优，可能他今天在两岸的声誉就豁然不同了”。这里张默在下意识地行使诗坛“总管”的任务了。这么一小段话中不仅给拙著改了两个书名，而且为我分配了搞“资料汇编”的职务。本人真要叩首感谢张默的悉心关怀了，但又仿佛使人感到有那么一点缺乏自量？著作优劣高下别人可以评说，至于叫什么书名，作者应该从事什么职业，别人是无权说三道四的。正像张默的诗写得不怎么样，和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缺乏学术品格，但别人无权叫他不写诗，不写文章一样。这种作风对张默来说有点习惯性。他曾自以为是地在诗坛弄出许多框框和等级，贴上许多标签，来认定别人的地位，叫人们对号入座。人们熟知的这个“十大”、那个“十大”就是一例。但不知是张默眼睛老花、还是近视，不是弄得不准，就是别人不肯就范，结果弄得不伦不类。有不少台湾作家对我谈起此事，轻蔑地付之一笑。有位诗友就不屑地对我说：张默那算什么，有谁承认他，我和周梦蝶就拒绝他的封赏。张默在该文中公布的治史理论：“宏观的远景，独特的主张，客观的态度，和犀利的笔触”也实在不敢领教。请问这几句不着边际的话，有什么治史的特点和个性，放在写什么样的文章上不都一样吗？这一招如果录验的话，在张默的手里还不嗖嗖嗖地立马蹦出几部新诗史来？张默在文里还以教官对士兵、先生对学生、主子对奴才的口气教训道：要“懂得自省，藏拙扬优”。是的，谦虚、自省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是人人都要重视垂范的。但从张默的语境领悟到，他这只是板起面孔教训别人的。而板起面孔教训别人的人本身是否就违背了这种美德，是否正好是一种不知谦虚自省、不知藏拙扬优的行为？ 探讨学术问题，首先要有学术涵养，学术意识，学术氛围。双方起码要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人格和地位的情况下，才能展开交流和对话，在此，张默首先需要端正学术态度，把自己从居高临下的地位上降下来，降到与对方同一地平线，才能获得学术交流和对话的资格。 二、《台湾新诗发展史》之我观 《台湾新诗发展史》是本人“台湾系列文学史”即《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和《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一部，也是这套书的第一部。它孕育和创作于80年代中期，出版于80年代末期，大陆版稍前，台湾版稍后。本人创作这部书的目的和动机是完全纯正的。那时只是为了展示中国诗坛和诗歌成就的完整性，让大陆读者知道隔绝在浩瀚海峡那边的，还有祖国一片诗的神奇的土地；还有一大批值得骄傲和尊敬的诗人；还有那么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美丽的诗篇。并想通过这种展示来探索台湾新诗自身发展演变的状貌和规律性；探索诗与政治、与时代、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探索台湾新诗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外抗异化吞食，内抗逆流堕落，表现出铁骨铮铮的民族风骨和坚韧不拔的艺术韧力；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及其异同，通过较为深入的思想和艺术分析展示出一个多姿多彩的诗的艺术世界。那时除了与转道海外来大陆的台湾个别诗人有极表面、短暂的接触之外，和台湾各流派各诗社基本上没有接触，因此谈不上受到谁的包围和影响。我的心灵中基本上是一片诗的童话世界。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否认我的思想的倾向性。众所周知，本人在学校里受的是系统的爱民族、爱祖国的教育；大学课堂上接受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教育，批判和排斥的是现代派。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受的哲学训练是肯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的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成了我自身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我始终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科学、最可靠的，无法取代的观察和评价事物最犀利的武器。《台湾新诗发展史》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当然也吸收其他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由于海峡阻隔，收集资料不易，当该著罄稿后，虽然理论构架，作品论析诸方面较为满意，但对书中的许多资料在无法核对的情况下，缺乏把握，因此总想在送交出版社之前能找不同诗社、不同流派、不同观念和台湾诗人过过目，作些修改更正的工作。因而这部书稿在交给出版社之前，曾交由台湾三个流派，三种截然不同诗观的上十位诗人、学者阅看过。他们都十分热情、认真审读。并且都提出了意见，有的还写了非常详尽的修改方案。1988年9月我会见创世纪诗社一行诗人时，与我太太一起抱去的是四大厚册全部书稿，（不是张默说的一部分书稿）由诸位书上列有专节的诗人分别阅看。他们提出了不少修订意见，虔诚地向他们表示道谢。应该说这部书从准备资料、构思到写作，到千方百计请台湾不同流派诗人、学者审稿等，当时我该作的和能作的，都已作了。因而学术动机是端正的、治学态度是较为严谨的，稿子的修改也是认真的。该书稿虽然还隐伏着不少问题，但它出版之后却获得了热烈的、良好的回响和评价。现摘录数则肯定性的评价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