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0)04-0131-04 20世纪电子媒介的产生和发展使“时代”大变样，使这个时代成为更加名副其实的“全球化时代”。电子媒介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整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无可估量的影响。 先以电视为例：1926年，英国人贝尔德发明了机械电视，次年美国纽约、新泽西、华盛顿开设电视联播实验；1931年，电子电视在洛杉矶和莫斯科开始试验广播；1936年，英国开办世界第一座电视台，次年英国第一次进行户外电视实况转播；1949年，美国出现了电缆电视(CATV)；1958年，美国首次将卫星用于通讯传播；1962年，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利用卫星传播电视图像；此后，卫星电视转播和直播逐渐遍及全球。再说电脑：1946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①；1956年，晶体管电子计算机诞生；1959年，出现集成电路计算机；到1976年，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成；到现在，电脑走进千家万户。更伟大的发明是互联网，它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至今它几乎覆盖了全世界，它使整个世界掌握于人的股掌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人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所有这一切，使“全球化”速度发生质的飞跃，地球真的如麦克卢汉所说，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这才进入实际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詹姆逊说：“全球化应该说是一种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空间(cyberspace)，在这个空间中，货币资本已经接近了它的最终的解区域化，作为信息它将瞬间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横穿有形的地球、有形的物质世界。”② 虽然这不能完全概括“全球化时代”的全部含义，但它已经透露出作为一个“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 一、电子媒介、互联网等对文学艺术的改变 2000年，美国著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教授在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借德里达的话阐述了全球化时代（或者说电信技术时代、电子媒介时代）文学将要面临的“悲惨”命运，引起了与会者不小的震动和争论。当时我对米勒教授的观点虽然有些疑惑、不解，甚至还有些不满，但对他发言的苏格拉底式的循循善诱和雄辩，十分佩服。这个发言后来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在2001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米勒一开始就引述了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中的一段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他的整个发言就围绕这段话的思想加以发挥。米勒说：“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道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德里达的话对于文学工作者、文学爱好者、甚至所有惯于以文字表达思想感情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打击。米勒在转述德里达的话时，也尽量照顾人们的这种情绪，说得委婉、退让，但他是赞同德里达的，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明白：“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儿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③那么，“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是怎样被“改变”的呢？——“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Y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就渐渐造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如下状况：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 虽然德里达和米勒的话对于今天的中国说来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抓住了问题的某些要害。文学艺术不会消亡，但是的确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电子媒介、互联网等对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改变 在全球化时代，除了电子媒介给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根本变化之外，它所造成的影像大泛滥、符号大泛滥，也成为当今社会消费的一个基本条件。随着社会从外到内、从物质到精神的巨变，人们的审美文化实践以及整个学术活动的内容和样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可能导致审美文化版图（无论是“面积”还是“结构”）的改写、以至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 在全球化时代，文艺学、美学必须在承认电子媒介的巨大冲击使整个社会发生广阔而深刻的变化的基础上，在承认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之间关系发生新变化、出现新动向的基础上，研究这些变化和动向，适应这些变化和动向，做出理论上的调整。文艺学家、美学家应该对新现象做出新解说，甚至不断建立新理论。当然，我再次强调，对这些新变化、新动向也不能夸大其词——似乎艺术、艺术家在这种新变化、新动向之中失去了意义，理论研究也失去了价值。人类的整个生活还要进行下去，艺术还会在变化中存在下去，生活和艺术还是照常互动；特别是那些所谓高雅艺术（剧场艺术、音乐厅艺术、博物馆艺术等）和艺术家、作家的创作，也并没有在所谓“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浪潮中消失，恐怕也不会消失。国家大剧院刚刚落成并进行试演出时，副院长邓一江表示，“试演出期间将推出7台剧目23场演出，包括《红色娘子军》、《天鹅湖》、《江姐》、《大梦敦煌》、《茶馆》、《梅兰芳》及青春版《牡丹亭》，涵盖了歌剧、芭蕾、民族舞剧、话剧、京剧、昆剧等表演艺术门类”——这就是说，剧场艺术、音乐厅艺术、博物馆艺术和艺术家作家的创作，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如此。对剧场艺术、音乐厅艺术、博物馆艺术的理论研究也会存在，文艺学和美学不但会存在并且会不断发展。人是最丰富的，人的需要（包括人的审美需要、审美趣味、艺术爱好）也是最丰富、最多样的。文学所创造的“内视世界”和影视所创造的“图像世界”各有优势，可以同时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需要，他们应该共同发展，不能互相取代。“抽象艺术”和“具象艺术”也可以并行不悖。古典艺术，如古希腊的雕塑、贝多芬的音乐、曹雪芹的《红楼梦》、泰戈尔的诗等，还会在以后的各个时代引领风骚。当然，审美活动和艺术会不断呈现气象万千的新面貌，会不断有新的方式和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