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大量理论话语的涌入造成当代中国批评的“失语”，这与忽视对古代文论的继承，不对其实行创造性转化有关，出路在于立足本民族的立场，加强古今对话，从“失语”走向得语。 讨论中国古代文论遗产如何“古为今用”实际上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已开始，当时，周扬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一贯思想，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建议，其中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如何批判继承中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的问题。当时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增刊》以及一些文艺刊物都开辟栏目讨论古代文论，围绕着“风骨”、“文气”等古代文论中的某些重要命题与概念还展开过争鸣与商讨。十年“文革”，在全盘否定中外文化遗产的极左思潮干扰下，“古为今用”被歪曲，古文论研究与其他正常学术活动一样被迫中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的到来，古代文论研究掀起热潮，经过近十五年来的建设，古文论研究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回过头来巡视古文论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我们觉得在如何做到“古为今用”且与当代文论有机融合上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原因何在？我以为关键还在于没有真正做到“今用”。 从古代文论研究者来说，这些年来虽然做了大量的概念、术语、范畴的释义以及命题理论意义的阐发工作，但由于较少了解当代文学创作实际，不敢轻易涉足当代文学批评，于是很难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结合起来。固然，术业有专攻，要求古代文论研究者都能参与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建设中去是不现实的，但要求他们更多地关注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并能从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去从事古代文论的研究并不算苛求。因为做到这一点，古代文论研究才更具现实意义，更具建设价值。 就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工作者而言，他们在批评实践与理论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方法、术语。四十至六十年代是别、车、杜，八十年代以后则是西方20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与批评理论和方法的流行，新批评、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批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等，潮流一浪接一浪。西方理论与话语的大量涌入反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失语”，这正是当代批评界忽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继承，不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论的理论、方法与术语的后果。 可以这么说，古代文论研究没有真正做到“今用”，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没有得到很好的建立，古今文论研究工作者、批评家都有责任。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谈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有机融合，没有古今文坛研究者、批评家的双方配合、携手共进是做不到的。如果没有一定的运用，双方就很难相互促进和共同提高，更谈不上融合。古代文论价值的转换，古代文论理论观点与思维方法的发扬，以及古代文论话语的转型，只有在参与现实之中，才可真正发挥出民族精神与特色的魅力，也才可进入到当今文艺理论的主潮之中，也才有古代文论在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今用”，亦即所谓“意义的现实生成”。正是由于“用”的意义越来越凸现出来，在某种程度来说，当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就应该更多进行“古为今用”的实践。这不是我们要走向传统，而是现实的需要与召唤，使得传统在朝我们走来。我们要实现中西对话，首先得先做好古今对话；我们要从“失语”走向“得语”，就应该立足于本民族的立场，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而传统理论话语就是我们当代理论话语体系大厦的基石。 于是，站在什么样的基点、寻找什么样的途径、采取什么样的继承方式来“用”古代文论，在“用”中使与当代文论达到有机融合就成为我们当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面向当代人文现实，开展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吸收古代文论的理论精华。 文学理论作为面向人类精神与灵魂的精神产品自然要面对当下的人文现实环境，要从关注当前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现状的角度，站在解决当代人精神困惑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去研究文学，从事批评，提出理论观点，融合古代文论。应该说，在注重人的精神道德取向，面向社会现实，提升人类灵魂的方面，古代文论是相当有成就的。孔子、孟子、庄子、刘勰、陈子昂、韩愈、白居易、李贽等人的文学思想，都是出于对社会、人类精神状况的忧虑与关怀而提出来的，其针对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比如孔子的“礼乐”“诗教”思想，就包含着对塑造理想文明社会、培养理想文明的文化人格的一种价值导向。他提倡以“仁”为本，以“礼”为用，礼乐结合，共同实现“仁”的道德理想。他倡导“尽善尽美”的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也成为中国文心传统中的精髓，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着深刻的影响。孔子的“有德者必有言”与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对于作家自身修养的强调也深深影响后世。又比如荀子，在如何处理“欲”的问题上，他既不象道家那样提倡“少私寡欲”，也不象墨家那样提倡“非乐”的节欲，他肯定欲望的存在与产生的必然性，主张对人的欲求加以引导，关键在于使人的思想达到“中理”即合理。“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因此，社会的治乱问题不在于欲求的多少，而在于思想是否中理。只要做到“重己役物”，而不要“以己为物役”（同上）就可以“养乐”，正当地享受音乐。孔、孟、荀的上述思想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都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十几年的最大失误在于教育”这样的问题，所谓“教育”主要指思想的教育。如今我们有的文艺作品放弃崇高的理想追求，也避讳言“道德”二字，有的还专打“擦边球”，在“黄”与“非黄”之间寻找刺激以求得作品的畅销，这与用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去培养一代新人的文化人格是背道而驰的。个别作家与演员追求金钱至上，见利忘义，也败坏了作为精神文明创造者的声誉。那么，在建设当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的过程中，我们难道可以对传统文论中那些强调艺术要有助于道德人格培养、有助于人的思想情操净化以及主张真善美结合的观点视而不见、弃而不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