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活动的行为者是批评家，但这一活动并不只是一种孤立的个人行为，更主要地它还是一种文化行为。批评活动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文化惯例。 批评活动的文化惯例可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它是在一定文化惯例中的批评，即它是代表一定文化惯例来对文学发表的意见；其次就是批评作为一种活动也形成了一套特定的惯例系统。笼统地说，批评是在惯例中而且批评具有惯例。 笔者认为，批评惯例是超乎批评家个人的一种群体力量，它渗透到批评家的思维中，并也会对批评的价值取向发生影响。如要全面地考察批评，则从该角度与从批评家角度来考察应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甚至批评活动的文化惯例是一种更重要的因素。 一、文化惯例中的批评 惯例，我们在这里给它界定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某种思维或行为的规范。即某一事件出现后，又有一系列后继事件援引该例，则就可以说该事件已形成了一套惯例。惯例是介于规律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范畴。 进一步看，我们这里说的“文化惯例”，是指该惯例可以凸现某种文化的因子，它是受一定文化的规范而形成的。诸如，在文学阅读活动上，人们有一套既已形成的评价惯例，看某些书被认为是高雅的，看另一些书则被视为趣味低下。在中国，某个人如不是出于研究需要，仅是以欣赏态度来看《金瓶梅》，则有窥阴癖的嫌疑，同样这个人来看不乏两性关系描写的薄伽丘的《十日谈》，则可以堂而皇之，看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可心安理得。原因就在于，读者面对文学本文时，在形态上只是一个信息的传播的过程，但在文化上看它却是表达了一种文化价值。《金瓶梅》处在应“思无邪”、“去郑声”的文化背景，缺乏肯定性的文化惯例系统作为支撑，反之，《十日谈》则代表了人文主义向中世纪教会禁欲主义的挑战、即使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可从传统价值观沦丧后未树立新的权威性的价值观，而该书中的描写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对于义务、职责、律己等的反叛性认识，这样，它们就有了一个文化保护层。文学阅读上体现的文化惯例对于批评活动也是适用的。 文化惯例可以分为有意图和无意图两种。 有意图的方面是直接关涉到文化的意识形态特质的，如孔子在论述诗的“兴观群怨”时提出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见解，这种提法体现了儒学“家国一体”的观念，即家庭内父亲是家庭的君王，在国家里国君是国家的父亲，其统治地位是绝对的。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欲子亡，子不得不亡。家国一体实质是君父一体，它的政治伦理基础在宗法制社会“家天下”的状况上。所以齐家治国，或反之的国亡家破有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这在非儒家文化，尤其是个人主义文化来看就难以理喻。家国一体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塑造国民性格的理论武器。 文化惯例的无意图方面则是在该文化区内由于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及历史的影响而形成的，其间没有明确的意识旨向。如在华夏文化中的“蛮”、“夷”，即体现了“华夷之辩”的中心文化的自尊，同时也有攘夷、制夷的对边缘民族的畏惧心理。这一文化惯例在早先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一阶级有意为之，它只是由于华夏文化在一定时期高出周边地区文化，使人产生自豪感；同时它却在军事上每每陷入被较落后的周边地区的侵扰，由此又产生危机感。华夷之辩的文化观念既经形成，到近代史上中国文化同西洋文化发生碰撞时，早先形成但对当时西洋已不适用的“夷”的观念就仍在发挥作用。保守派是以道德中心主义来抨击“西夷”，洋务派则主张学夷技以克夷人，可以说，他们都陷入了盲见，不能理解西方工商业文化所表述的真正意义。 文学批评置身于一套文化惯例中，既可以给它带来一种文化视野，也可能使之陷入某种文化盲见。反过来，如果批评脱离文化惯例（其实是不可能的），则可摆脱某种文化束缚，但也会缺乏文化内涵，流于浅俗。两者相较，并没有哪一方绝对优越。那么，文学批评处在文化惯例中的合理性该如何解释呢？ 这一问题可从两方面来解答。 首先，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一种文化的对象。文学本文并不只是符号系统，它还是由一定文化规则编织的符号系统，本文作者和广大读者也生活在某一文化范型中，即“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对个人施加着强大的强制力量”①。在此状况下，批评如不以某种文化眼光来运作而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观照文学就成为无的放矢的了。它既不能同作品的内涵交遇，也不能从读者那里得到共鸣。文化学家本尼迪克指出，在艺术学领域： ……不能根据一领域的成就来判断一个领域的成就，因为各个领域都试图到达完全不同的目的。希腊人在艺术中力图表现他们在活动中的愉悦；他们试图展现他们生命力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而另一方面，拜占庭艺术则体现抽象性，亦即一种与外部自然的深刻的分离感……这两种艺术形式是有着鲜明对照的整合了的结构；每一种都可利用在另一种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形式和标准。② 这里说到的差异在文化距离感更大的东西方来看就更明显，正如本尼迪克本人在《菊花与刀》一书中说到的，日本是基于义理的耻感文化，西方则是基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中日等国的文学都标榜意在言外，含蓄隽永的意境，它只能是体验的；而西方文学中的典型则有强烈的认识论色彩，它是可以通过分析来证实的。批评家在批评作品时要以对该作品的兴趣为出发点，而兴趣本身就是文学的产物，或者说是在一定文化氛围中形成的，而文学兴趣作为文化就是普泛性的，既在作者，也在读者。离开了文化视野虽可脱离它的束缚，从而有可能看到某种新意，但也就会无法深入到本文意义。正如鲁迅所说：“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③推广一些说，今天的中国知识女性中也有此状况，据一次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女大学生在黛玉与宝钗二人中作出选择的话，愿以宝钗为自己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