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祝贺《俞平伯全集》的出版！ 在本世纪的100年里，在我国的文化界，出现了像俞平伯这样一位作家、学者，不是很平常的事情。仅就他的文学理论来讲，在思想上，他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在学术上，他是有贡献的。我们的交往很多，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现在社会上一般人知道俞平伯，是因为解放后他因《红楼梦研究》遭到了批判。当时他被看成是落伍分子，甚至有人把他当作封建士大夫，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俞平伯先生在五四文坛上原是一名勇猛的闯将。他很早就参加了新潮社，那是一个思想进步的学术团体，他在社里承担许多工作。他最初以创作新诗为主，发表了一批新诗作品。后来，又转向了古典文学的研究。 1923年，他出版了那本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初版名为《红楼梦辩》，50年代再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从学术史来讲，当时，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不久，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浪潮正席卷而来，在这种背景下，他研究《红楼梦》，是顺应学术进步的潮流，而不是错误的。大家知道，中国的红学史，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旧红学派”的时期。在那时的各种学说中，索隐派是很有势力的。当然，它后来被否定了，但据我看，对它也应该有分析。从真理论上看，索隐派是不正确的。但如果结合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倾向性看，它却是有一定社会价值的。大家还记得蔡元培先生吧，他就是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曾经写过一本关于《红楼梦》索隐的书。无疑，蔡先生是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他还亲自制造过炸弹，志在摧毁清朝的腐败政府。像蔡先生这样的一位革命者怎么也成了红学的索隐派呢？很明显，他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是服务于他的民主革命的宗旨的。类似这样的索隐派立场，倘若不是从当时的社会意义来看，恐怕就无法弄清楚其存在的价值了。 在人类思想史上，有许多历史进步倾向，或说起到相当作用的社会思潮，是同真理合拍的。但是，也有些情况不是这样。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名气不可谓不大，它的影响波及全世界，并且不止是一个世纪，而是两个世纪。但从真理论上分析，这本书提出的学说就不一定是科学的。但它确实影响广泛，社会意义明显，这是历史事实。在我国的晚清时期，连蔡元培校长等进步学者都主张索隐派，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 到了五四时期，胡适、顾颉刚和俞平伯等从事《红楼梦》研究，则是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对红学史的新发展。俞老提出，《红楼梦》是自传体的作品，这对于旧红学来讲，在学术观点上是革命的。现在我们回头看，关于《红楼梦》的自传说，从五四以后，到新中国，到周汝昌等专家学者的研究，都越来越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所以，比起索隐派，俞平伯先生是创新的。我的意思不是说，文学创作的原型都是自传。曾有人，如郁达夫先生，好像主张把一切文学作品都看成是自传，但我看，这可能说得太夸张了。确实有些文学作品是自传体的，比如《浮生六记》。可绝大多数作品不见得如此。但我们却不妨说，文学创作一般都多少带有自传的性质，至少有作者的思想、感情和经历投射在作品里面，这倒可能是文学创作上的常识。所以，我认为，新红学派的自传说的价值，就在于它是针对着旧红学索隐派的非真理性而来的；它在当时讲，是实事求是的。这些年，我因为专业不同的关系，不大看这类的书，不知道现在的红学家们有什么见解。不过，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对俞先生的红学研究的批评，是由于对这方面学术的认识不够正确造成的。 俞先生的研究，从方法论上看，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是实事求是的。固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的总体方法，但也不能排除一些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确是实事求是的研究的学术价值。比如，随便讲，像冯友兰先生的《哲学史》，这是他的早期著作，里面有多少马克思主义？但又有谁能否认它确实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呢？所以，我认为，即便谈到研究方法的问题，也应该根据原著，给予比较细致的研究。当然，说到底，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挨批判，其实是另外一种原因，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说它了。不过，这类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确当的。这一点，趁今天这个机会，我多讲了几句。 俞先生更突出的业绩是他的词学研究。他所编撰的这方面著作，如《读词偶得》等，都是很有名的。那么，他的词学研究又有什么特点呢？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俞先生的词学著作，但据我从20年代初阅读他的著作，到后来几十年的交往的观察看，我觉得，他的词学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对作品的体会和欣赏。当然，研究文学理论，不限于体会作品的文本，还需要考察社会背景、作者性格和文学本身的流变等其他种种因素；但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你要研究它，评论它，却不能深刻地体会它，而只在其他因素方面打转转、兜圈子，这样做，就可能不会打入作品的骨髓里面去，那所得出的结论，一般也就容易肤浅些。而俞先生在词学方面的理论，他的长处，他的优点，就在于他的深入文本和有所体会。当然，他还有它方面的治词功夫，如他的文字考据功夫等，但是，这些都是别人也能做到的地方，而像他那样能深入地体会和欣赏作品的人，就不是太多的了。 俞先生对待艺术的这些特点，与他的为人之道是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也有切身体验。俞先生长我三岁，从年龄讲，他是兄长。不过，从学艺上讲，他在我的眼里，却近乎前辈。因为他跨入文坛、步入社会的时间比我早。我记得他的第一个诗集《冬夜》的出版时间是1922年，而我到了1927年才有散文集出版，中间相隔五年。这五年，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差不多可以说是相隔了一代。我应该很感激他，因为在学艺上受过他著作的影响。我曾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中举过一个例子。在1928年，我写过一篇散文，叫《西湖的雪景》，这篇文章后来被许多散文集子收入了。我回想，自己当时可能是受到他的《陶然亭的雪》的影响。当然不是对他的模仿，因为内容不一样，但至少是受到了他的创作的启迪，这是可以想见的。我对他早期的作品，差不多每一种都是看过的。晚年在北京，我又经常把自己写作的诗词拿去向他请教。这使我不仅看出他学问的功夫，还能更切近地看出他的人品。本来他年纪比我大几岁，事情又忙，又要写自己的学术著作和创作等，但每次我去请教他，他总是把诗稿留下，然后很认真地给我批点。他的批点很客气，不在你的稿纸上批，而是贴条子，写上这一句怎么样，那一句怎么样。他既谦虚，又诚恳，从来不讲违心的话，他觉得不行就不行，有意见，就批上去了。话很委婉，但意思说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率真的学者。我晚年以能得到俞先生的教导而感到荣幸。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对待他的同辈或后辈，能够如此赤诚和真挚，是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