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尔特曾说过：“文学作品（作为作品的文学）的目的是使读者不再是消费者而是文本的生产者”（注：巴尔特：《S/Z》，理查德·米勒译（伦敦，开普，1975），第4页。）。这样，巴尔特区别了两类读者：一是古典现实主义的可读文本的被动消费者，一是接受写作文本挑战的积极意义的生产者。在此之前，布莱希特也曾对两类观众作了区别：一类是传统的“一般戏剧”的观众，另一类是他自己的“叙事剧”的警醒的、有意识的观众，他们主动参与评论舞台上戏剧所含有的矛盾。不过，尽管布莱希特对欧洲戏剧形式的影响不容怀疑，但把观众或者读者视同消费者，却仍是我们这里社会的常识。 由此，把读者（或观念）同消费者作一比较也许是必要的：书籍当然可以说是商品，而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则更明确地将读者置于消费者的地位——一种构成取代商品价值观念的“精神”价值的消费者。毫无疑问，读者总是喜欢某些书而不喜欢另外一些书；可是，正是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同步的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了赋予某些文本以某种特殊价值的进程：它完全与娱乐无关，只是依靠存在于伟大艺术内部的神秘的、永恒的价值。 在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分配制度形式，具有隐匿生产过程的作用。那些具有精美形态的商品是从其它商品中被显示出来的，而不是从制造它们的工厂流水线上被看到的；参加生产的劳动者是不被人了解的，生产过程本身不是被神秘化就是被忽视了。 类似的隐匿也出现在常规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本不是被视为一种建构，一种过程的结果，而是当作文本所描绘的社会的自然反映或作者主体性的自发流露。常规批评所强调的不是文本的制作而是它所表达的真实或它的表达。生产过程被称为创作，是一种难解的神秘现象，被看作为一种精神状态而非工作。其结果，则是常规批评总是无限敬畏地注视着那些已完成的作品，以为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作家天才的体现。 如此一来，便造成了作者与读者连成一气的幻觉：文本成了一条无形的线，从作者的主体性延伸向读者的主体性。印在书封上的知名的、声誉显赫的作家大名是触发读者想象力的保证，就像产品的商标是商品质量的保证一样。不过，产品上的商标只印有老板或公司的名称，而不出现制造产品的工人的名字。与此相仿佛，作者的名字也只是使人想起某些既定的本质、特殊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而不是从语言和文学的可行意义系统生产出一部可理解的小说的劳动。对这方面的忽视——对生产模式本身、对作品中材料和安排的忽视——导致了一种其本身最终不是生产性的文学批评。表现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最终只是寄生于文学，而没有能够与文学拉开距离以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过程来发挥作用。评论专栏和文学研究部门的功能就如同消费者协会，其主要目的是写出报道，建议读者做最经济的（精神上的）买卖；并附带一些详细说明，诸如有关短期时事性效益和长期的智力投资之间的区别之类。文本的价值常常被视为普遍的、永恒的、文本自身所固有的，而阅读过程就是神秘地将这种实质传给读者；表现为非理论的、中性的和客观的批评则被视为促进了这一传递过程；公正地建议和帮助读者从商品中（经过自由选择）获得最大的利益。 阿尔都塞曾指出，意识形态的任务是掩饰自身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中所起的作用；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说明常规批评困窘乏力的根据；它所掩饰和模糊的东西总是多于其所揭示的部分；批评在压抑文学文本生产过程和条件时，也压抑了自身在帮助形成一个隶属于现存社会组织的“自由地工作”的自主主体世界的作用。 古典现实主义文本的策略是将读者从文本内部的矛盾，转移到去重新认识（错误地认识）他或她已“知道”的东西，而他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古典现实主义文本中的神话和意义系统所再现的经验是我们社会里通常表达的方式。相反，科学的批评却与文本中相关的意象拉开距离，分析作为原始材料的话语和制作文本的生产过程，因而它在文本中认出的不是“知识”而是意识形态本身，包括它所有的不一致和偏见。为了逃避这一情形，意识形态便需要有一种迟钝的、非生产性的批评作为文本的同盟以保证读者的消费者地位。因为如果读者不明白文本的生产过程，被它的商标所迷惑，先入为主地相信了它的价值评价，那么，读者当然就不会做任何生产那些实际构成文学文本矛盾的工作，批评工业便可以就《格列佛游记》、《冬天的童话》这类文本说出它的（单一）意义。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一种新的写作模式，而且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坚持要寻找到文本的多义性而不论文本怎样“节俭”，并且拒绝古典现实主义形式建构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可理解性位置的伪优势。作为读者和批评家，我们可以主动地选择去寻找文本的生产过程：构成文本的话语组织和粉碎文本中意识形态的不连贯、矛盾的策略和技巧。拒绝再生产文本伪知识的批评形式，将会提供有关文学作品的真知识。这种批评并不只是否定作为消费品的古典现实主义文本，从而将一种文学审查形式强加给我们社会中仍居支配地位的写作模式，而是要突出文本的矛盾以重新阅读文本。这种批评在文学作品中所发现的，是一种新的可理解的对象：它生产文本。 二 消费性批评似已越来越不适应20世纪产生的有关语言与世界的新的理解方式。只不过是由于一直孤立地将文学概念本身当作一个自足完整的研究领域来对待，表现现实主义才得以延续如此之久。或许，我们只有紧闭文学系大门以抵挡外部世界的理论挑战，才有可能继续无视当今已经出现的、从根本上摧毁了感知世界与文本的传统关系方式的“哥白尼式”革命。 拉康曾多次提请人们注意：弗洛依德曾把对自己学说的批判性接受与16世纪对哥白尼学说的接受情况进行比较。拉康证明：弗洛依德对人的修正与哥白尼对宇宙的修正一样；弗洛依德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是“人类的真正中心在由整个人文主义传统所指定的位置上已经找不到了”（注：拉康：《文集》，爱伦·谢里顿译（伦敦，塔维斯托科，1977），第114页。）。弗洛依德通过向作为自由人文主义基础的笛卡尔主义、自由意识主体确立个体性的观念、向杰出个体的超常头脑的挑战，又进一步向自由人文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在取代哲学上的自我（“我思故我在”：意识就是自我验证的根据）的同时，弗洛依德其实对“使得现代人在不能确定他自身，甚至在不相信他已懂得去反对自恋陷阱时仍如此坚信自身存在的这种幻想”（注：拉康：《文集》，爱伦·谢里顿译（伦敦，塔维斯托科，1977），第165页。）提出了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