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革命与革命的形式

——俄国形式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观之比较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建刚,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俄国形式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形式问题方面具有复杂的关系。二者都把艺术自律性作为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础;在艺术本质方面都试图消解传统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而把艺术本质归结于形式;在艺术功能方面都看到了形式在感性生成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价值立场的区别,二者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却具有根本的差异,体现着不同的理论向度。可以说俄国形式主义美学是一种文艺美学,指向文学自身,发起的是文艺内部的形式革命;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则是一种政治美学,指向的是现实实践领域,从而赋予形式一种社会革命的使命。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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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美学史上,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俄国形式主义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大行其道的时期,而其注重形式的文学主张与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从而受到排挤和迫害。这种对抗所造成的影响使二者之间的对话一直到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调整了自己的理论方向之后才成为可能。①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美学史发展的结果。比格尔指出自19世纪中叶以后,即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以后,艺术结构的形式—内容辩证法的重心便转向了形式,内容相对于形式的不断萎缩使形式最终被定义为狭义的审美并居于统治地位。②俄国形式主义的出现自然是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上,在19世纪以来这种注重形式的思想氛围中,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正席卷欧美大陆以及注重形式的现代主义艺术盛行一时的时候,自然不可回避形式问题,并且为了建构其批判理论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形式是否具有批判性,于是俄国形式主义自然纳入了其理论视野,从而使二者的对话成为可能。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群体,在艺术观念上也难以对其做一个总体性的概括,但是通览他们的著作就可发现,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和杰姆逊等人都特别关注艺术形式问题。由于杰姆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主义,所以本文不予涉及,而把笔触主要集中于马尔库塞和阿多诺与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对话关系。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借鉴和吸收使他们的美学思想表现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同的特质。形式受到了他们高度的重视并成为其美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并且认为文学艺术中真正的意识形态承担者以及最具有革命性的因素不是内容而是形式。如果忽略他们美学思想上的差异而集中于其共性,就可发现他们和俄国形式主义在形式问题上表现出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二者都把艺术自律性作为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础;在艺术本质方面都试图消解传统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而注重形式的重要性;在艺术功能方面都看到了形式在感性生成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价值立场的区别,二者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却具有根本的差异,体现着不同的理论向度。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理解不可忽略俄国形式主义的参照。本文试图在上述几个方面作以比较,并对二者复杂的理论交织进行一次梳理,以期达到对其美学思想更好的理解和阐发。

      一、艺术自律性: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

      作为审美现代性重要范畴的艺术自律性思想是20世纪美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成为俄国形式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式美学的理论基础,但二者对艺术自律性却有着不同的理解。

      哈斯金指出:“在美学中,‘自律’这个概念的内涵意味着这样一种思想,即审美经验,或艺术,或两者都具有一种摆脱了其他人类事务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命,而其他人类事务则包含一些道德、社会、政治、心理学和生物学所要求的目标和过程。这个命题反映了自律性的一般意义,亦即‘自治’或‘自身合法化’。”③马克斯·韦伯把现代知识区分为认识—工具理性(科学、技术)、道德—实践理性(法律、宗教)和审美—表现理性(文学、艺术),而把近代以来的艺术自律作为现代知识分化的产物。也即是说,艺术在近代以来的自律,就是在知识界进行区分过程中,文学艺术逐渐摆脱了社会其他事务的干扰而回归自身,回到审美的视域中来,凸现自身的存在特征和价值意义,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20世纪对艺术形式予以异常关注正是艺术自律思想发展的结果。再从理论生成语境来看,形式主义既是近代以来学科与知识分化的产物,也是近代以来偏重唯美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理论上的积淀和表现。而作为艺术自律思想先驱的康德美学对俄国形式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康德把人类知识区分为认知、伦理和审美三大领域,且分别遵循其先天原则而各自独立。在审美活动中不掺杂概念而区别于认知活动,没有功利目的和利害计较而不同于道德。审美不再依附于认知活动,不同于真;也不再依附于道德活动,不同于善。审美具有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自足性,从而成为与认知和伦理活动并置,并且沟通二者之间巨大鸿沟的桥梁。在康德看来,美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引起愉快的无功利的形式。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并不关注对象的存在,而只关注对象的存在形式。审美愉悦正是在对这种无功利的纯形式的观照中获得了普遍有效性。康德在这里把美等同于形式,艺术的自律就是形式的自足化。自康德之后作为美的集中体现的文学艺术便从其他领域中独立出来并和形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思想由唯美主义继承下来并对俄国形式主义产生影响。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维克托·日尔蒙斯基在其对形式主义的总结性的文章《论“形式化方法”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康德的美学公式“‘美是那种不依赖于概念而令人愉快的东西’这句话中表达了形式主义学说关于艺术的看法。”④

      虽然俄国形式主义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在其内部也存在着巨大分歧,但在对艺术的自律性问题上观点却相当一致。他们对19世纪实证主义过分关注社会和作者反而忽略作品自身表示不满而把文艺研究重点转向了文学自身,把文学作为一个自足的领域,排斥各种印象式批评,试图建立一种文学科学,从而使文学研究走上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什克洛夫斯基宣言式的话语成了形式主义的纲领。他说:“在文学理论中我从事的是内部规律的研究。如以工厂生产来类比的话,则我关心的不是世界棉布市场的形势,不是各托拉斯的政策,而是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⑤文学研究应该回归文学内部,研究文学的语词、韵律、节奏、结构和技巧等,这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学艺术作为客体是独立于创作者之外的,同时也独立于政治、道德、宗教的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甚至社会生活。“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社会生活的,它的颜色并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⑥文学艺术是一个自律自足的领域,文学就是一系列的词语组织,一种程序和技巧,一种由语言所构成的话语系列。科学的文学研究应该把文学形式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能僭越其界限而沦落为社会学、哲学和心理学。这种斩断文学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天然联系而关注文本自身的倾向直接影响到了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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