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地说，这儿所指的“人民”是特指的，指那些在近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相对而言得利较少的那些人。更确切地说，是指这么一些人，他们或者现在还没有富起来，或者在剧烈的转型变化的时代，由于身处天然的不利竞争地位，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较之以前反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以最乐观的估计，在目前中国的人口构成中，这些人的绝对数量不会少于十亿。农民自不待言了，产业工人，不管国企的还是私企的，其经济情况有时甚至可以比拟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年代。如果说国企的工人还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不时给予关注的话，那么，私企的工人的生存情况就更令人堪忧，报纸不引人注意的小块关于生产恶性事故的报道几乎全是发生在私企中的！尽管我们很难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根据那现有的零碎地反映（比如《南方周末》等报刊不时会有的报道），不能不感慨包身工的事情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另外，即便在经济最发达地区，城市贫民、流民的数量也在增长，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情况的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情况却是，对占据了全世界人口六分之一强这么一个群体，在最近十几年尤其近几年以来却绝少中国知识分子予以认真的关注（外国人特别是不怀好意的外国人对此倒是极为关切的，可参见2001年4月28日新华网转贴的兰德公司报告《美军的台海战略》），而作家们在这已经少得可怜的人群中所占比例则越发少得可怜，简直可以折扣到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不追问，我们的作家是怎么啦，他们为什么面对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甚至转开了他们眼睛，惟一些丑恶的现象津津乐道——卫慧、石康之流的低级趣味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评说的，任何一个时代都少不了这类货色，现在让人无可容忍的是在当前中国文坛却正是这类货色把据要津俨然主流。我们不能不追问，作家们美丽的如音乐般的喉舌为什么喑哑了，唱不出它的期冀、它的理想、它的眷恋与它的向往了。为什么他们现在只是模糊不清地唱着，有时更是胡乱而不着调地唱着，不确定地唱着——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哪里是自己的家，哪里是自己的归宿。我们不能不追问，作家们怎能如此忍心，放弃自己的天职，面对人民的痛苦转过眼去，而不是深深凝望着这些痛苦而无助的人们，为他们的绝望流泪，为他们的挣扎叹息，为人类千百年来永难改变的生存困境的实质而沉郁，或者，为生活中毕竟能感觉生活着的甜美体会温馨，为他们能不失人类的尊严而振奋，为漫无边际的黑夜中偶尔破例来到的一线光明欢呼？！ 我们有理由这样责备作家们：他们对艺术创作的根本问题——人的问题理解是极粗陋和轻率的。是因为在根本上出了这样的问题，作家们才会集体无意识的在人民的痛苦面前表现出如此普遍的漠视。 首先的一点就是对艺术创作的人民性问题的遗忘和误解。 艺术创作的人民性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建国以来却多少谈得太滥和太庸俗化了。有一段时间“人民性”这个词完全成了政治图解的代名词：即凡在文艺创作中，总要表现出“手上有屎”的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创史英雄，而知识分子则应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以来文艺界抛弃了这个写作图式是一巨大的进步。但我们的话必须在此立刻打住。对政治说教的抛弃绝不等同于可放弃对人民性问题的关注。以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为例吧！在俄罗斯文学中，很明显，“人民性”只能是指：作家应当对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存在形态予以特别的关注，以反映他们的肉体痛苦与心灵焦灼为己任，并有这样的道德勇气，必要时挺身而出，不惜以一人之力与蒙罩在人民头上的弥天黑暗作坚决的斗争，虽九死其犹未悔。——只要是拥有着这样的勇气，他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描写人民，甚至是专门揭示那最阴暗部分的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者依然可轻易在小说中读出那种“爱极了的憎恶”，这创作依然可谓与人民的血肉紧密相连的。从这角度来说，其实我们一直强调着的服从于政治的“人民性”与真正的人民性是没什么关系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往往只是多了些以人民的名义来反对人民的东西。比如像杨朔的《香山红叶》（一个作家居然能在三年困难时期讴歌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等等，这些名字可以开上几万个也开不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前几年颇喧嚣一时的“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并不能表示赞同。他们尽管也作出了关心民生疾苦的姿态，但事实上却对造成人民苦难的体制性问题、对人民痛苦的丰富性与深重性问题等连碰也不敢碰的，归根结底仍是企图用光明的尾巴（或干脆将现实的权宜认同为理想）来麻痹人们对当前中国人生存情况作深入的考察。因此它热闹一阵即归于平寂也很自然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我们在否定这类“歌德”派文艺的时候，在否定伪人民性的时候，连文艺创作的最丰富源泉，作家的人民性立场都一并给忘却了。人们似乎很自然地把文艺传统中的“惟歌生民病”与“劳动人民手上有屎，心里干净，知识分子手上干净，心里肮脏”说混为一谈了。就如列宁说的那样，在泼脏水的时候连孩子都一起倒掉了。事情甚至被弄到这田地，许多作家以表现出小布尔乔亚的清高为荣，羞于谈论底层的人民问题，以为这是在文艺观上落后的表现，以为关注人民痛苦会妨碍他们“纯美”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