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外国杂文创作相当丰富，成就极高，但是杂文理论却相当贫乏。“五四”新文学的先驱们特别重视和倡导杂文创作，适应这种需要，现代杂文理论创造性的建设也取得丰硕成果，为古今中外杂文史所仅见，尤其是杂文大师鲁迅在这方面做出特别重要的贡献。建国后至“文革”期间，在这27年中，只有黄裳的《杂文复兴》徐懋庸的《小品文的新危机》和《关于杂文的通信》等屈指可数的杂文理论建设文章，只有1950年初关于“杂文复兴”和1957年初关于“小品文的新危机”两次短暂的讨论，但它们很快就成为批评和否定的对象。人们一再重复的是那些僵化的违背杂文创作规律的教条，杂文理论的贫血和虚脱。同建国27年来杂文创作的挣扎和沉寂，形成恶性循环。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杂文创作的生产力才获得解放，杂文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无论是对杂文的多本质性的理解、杂文创作艺术规律的探讨、杂文史的编纂、鲁迅杂文的研究以及外国杂文及台港杂文的介绍等方面，杂文学都面临突破与飞跃。那久违了的现代杂文史上杂文创作和杂文理论建设的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重新向人们微笑了。 一 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杂文，始终繁荣昌盛，蓬勃发展，不仅名家辈出，佳制连篇，而且出现了像鲁迅这样世界一流的杂文大师。这种景观，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一种罕见的奇观。茅盾在文学回忆录中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有一个既不同于世界各国文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历代文学史的特点，这就是杂文的重大作用。”〔1〕可是，建国初期，各种文体充满生机，新作叠出，唯独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杂文却处于一种停滞与徘徊的局面，甚至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这一方面是由于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消极一面的影响，杂文作者心有余悸，视杂文创作为危途，于是，杂文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另一方面，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无异于是一场辉煌壮丽的日出。建国之初，社会气象更新，人民欢欣鼓舞，但人们“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客观的、充分的、全面的认识”，“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最理想的社会，应该一切都是和谐的，都是合乎理想的，……都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一帆风顺地前进”〔2〕， 根本没有认识到在有几千年封建主义传统又是小生产王国的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必须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在失误和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自己的认识和实践，是异常曲折艰难，甚而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因此，“新社会刚建立的几年，人们（包括杂文家）大多好意地简单化地把新社会当作一帆风顺地前进、经济高潮文化高潮接连不断的过程，当作一片光明、纯净无杂质的实体，那么杂文也实在不见得需要”〔3〕。 杂文家巴人就曾在《“肯定”与“否定”》一文中描述了他的困惑：建国后杂文所面对的天地，同解放前已有根本的不同，杂文作家和读者都是国家的主人，杂文作家已不是“处屠夫与恶魔共同统治的旧时代”，不能“专事破坏”；如果在“社会主义大厦”的“蓝图”前，杂文作家既没有“肯定蓝图的精神”，又缺少“铺砖叠墙的本领”，而偏欲以杂文笔法“指手划脚，专门指责辛勤劳动者的缺点，以求快意”，那是会妨碍社会主义大厦的建成。因此，他说：“我之所以怕写杂感，就是因为恐有类于此种情形而会犯下过错！” 面对当时杂文界的现状，最早敏锐地感觉到“杂文的沉默”的是上海杂文家黄裳，他于1950年4月4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复兴》一文，主张“复兴杂文”。他认为“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巩固胜利的成果，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重要而有效的武器”，为此，文艺工作者要继续使用“他们过去曾经运用过很久、向鲁迅先生学习得来的那种武器——杂文”，意即继承“五四”以来的现代杂文。围绕黄裳的观点，上海《文汇报》、《新民报·晚刊》和《解放日报》展开讨论，主要文章有金戈的《杂文的道路》、喻晓的《关于“杂文复兴”》、夏衍的《谈杂文》、袁鹰的《对“杂文复兴”的一些意见》、萧曼若的《略论“杂文复兴”兼及讽刺问题》等。讨论围绕三个方面： （一）关于“杂文复兴”。喻晓认为：“对于敌人——四大阶级以外的反对派，我们还需要杂文的讽刺形式，揭穿他们的阴谋，……对于人民内部，杂文形式已经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所代替，用不着‘冷嘲’与‘热讽’。”袁鹰也认为“对于杂文，与其说‘复兴’不如说‘发展’，鲁迅式的杂文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萧曼若不同意他们两人的观点，他认为黄裳提倡“杂文复兴”的目的，就是“不要荒废了杂文这个轻便而有力的战斗武器”，“应该重新让它发挥出它曾经发挥过的效用”。他对袁鹰连“讽刺”也一般的反对应用，认为这是“矫枉过正”，“因噎而废食”。 （二）关于“杂文时代”。袁鹰说：“杂文的时代，如果仅把它解释成‘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在白色恐怖的区域里，人们不得不用隐晦曲折的文艺形式来向敌人进行斗争的时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金戈指出不应该把“时代”和“杂文”这两个概念相混淆，他说：“‘杂文时代’是完全过去了。但这也并不是说今天的时代是‘杂文没落的时代’；否定杂文的时代，决不等于连带地否定杂文的存在价值。”萧曼若也认为具有明确的阶级观点和强烈的爱憎感的战斗的时代“现在并没有过去，遥远的将来也不会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