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9)05-0096-07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无数革命先贤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创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思想宣传和政治动员的重要作用。对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革命的胜利需要两个战线或者两个军队，一个是“拿枪的军队”，一个是“文化的军队”。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主要谈的是文艺工作者应当持有的立场、态度，以及工作对象和学习等方面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了“文艺服从于政治”这一“有经有权”的论断。然而，在极左时期，这一论断往往被简单化和庸俗化，使得文学批评成为政治运动的附庸，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文学批评的名声。新时期以后，文艺界一度出现了去政治化的声音，他们要求维护文学的“自律”，以表示对那种阶级政治的不满，但这种试图割裂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设想，却忽视了文学“他律”的应有之义，将文学悬置在现实之上，也损害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社会影响力。针对新时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结合文艺工作的特点，邓小平提出了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断，认为文艺与政治是不能脱离的，但也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重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各种主张，再次凸显了文学批评的政治维度。 一、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政治维度的研究 中国学者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政治之维的探讨，其研究旨趣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吴元迈在《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思考》中认为，俄罗斯文论界对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反思以及从中总结的种种经验与不足，足以成为我们建设中国文论所应汲取的东西；“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所具有的国际品格、批判品格、时间品格，也值得借鉴”[2]。冯宪光的专著《在革命与艺术之间：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文艺理论做了详细的梳理，是一部关于西方文学政治学的史论著作。这部著作结合政治斗争的不同阶段，将西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为工人阶级的近期与长期目标而服务，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则是对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现象进行深入批判，以夺取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范永康的系列论文《当代西方文论的“文化政治”化及其问题》(《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当代西方的文学政治学》(《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学——以约翰·弗娄和托尼·本尼特为中心》(《兰州学刊》2013年第4期)以及论著《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文化政治为理论核心，对西方的文化思潮进行了梳理，并构想了“文化政治诗学”。 第二，学者们还从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政治之维需要注意和解决的方面做了构想。陆贵山在《重构文学的政治维度》《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趋势》等文章中认为，重构文学的政治维度，需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话语领导权，同时还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认政治的性质；二是摆正政治的位置；三是熟练地掌握真理的具体性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他还认为，应该将重构文学政治之维的意义上升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王元骧指出，要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工作者“要按照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与信念来塑造读者的思想灵魂，强化和提升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心理能量和精神动力，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一政治理想和信念去奋斗”[4]。党圣元认为当下的马列文论研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单向度割裂”现象，或者说根据文艺学自身的知识话语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进行生硬地切割、简单误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碎片化。这种马列文论研究碎片化现状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功能与政治功能之间的割裂”。因此，要么强调它的理论运用性，要么强调现实政治批评功能，这就萎缩了马列文论的全面性和综合性[5]。刘方喜则认为，马克思文艺思想的立足点和侧重点是“关系哲学”，即“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从关系、整体的层面来研究文学，把文学政治维度的研究变为“关系研究”[6]。胡亚敏将政治维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重要理论成果，认为政治维度的核心就是要关注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社会效果，以维护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政治维度也具有一定的未完成性，即对自身的问题的纠错能力和未来指向，“‘中国形态’的‘政治维度’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也悄然发生变化，逐步从宏观政治、阶级政治进入生命个体，并尝试与心理、审美乃至经济联姻”[7]。孙文宪认为，与现代文学批评模式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其自成一体的研究范式，“阐释文学活动与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联也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的基本内容”[8]。另外，张永清也在系列论文中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政治特征，并提出了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困境与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等文章中指出：要想突破当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困境，一方面要注意到文学批评的政治之维就是如何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文学的政治之维的表意策略应是一种“文学性、审美性的叙事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