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有句人们熟悉的名言：读者是上帝。这主要从文学的社会效果强调读者的重要。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从传统作家论走向读者论的接受美学，则从文本接受角度研究读者，认为文本价值只能在阅读中实现，而且文学阅读是种再创造。接受美学显然更切入文学内部。但不管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从作品价值实现和读者的文学作用看，重视读者阅读都顺理成章。其间，大众读者作为数量最多的阅读群体，显然不可忽视。 当代中国，大众总是最受抬举的阅读群体。至少表面如此。无论17年时期的“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还是“文革”时期的“工农兵方向”，抑或新时期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都强调了大众读者的至高无上。尽管大众读者也存在不同文化群体，但依靠大众总是极有威力的文学口号。以往，反对它几乎就是与人民为敌，以致大众化成为文学根本要求。今天市场经济中的文学，打大众招牌仍然是引人瞩目的文学景观。 也有人对大众读者表示怀疑。王朔在《我看金庸》中就说：“过去我是相信群众的，认为群众的眼睛即使说不上雪亮，也是睁着的。在金庸这件事上我栽了跟头。看来大家说好，也不见得真好。有时大家真能同心协力一齐编个弥天大谎。”（注：收入《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王朔说话有时太随意，大众欣赏趣味当然可以怀疑。但不能因为青睐金庸就怀疑。大众中很多读者也未必喜欢金庸作品。而将群众眼睛是否“雪亮”和复杂的文学欣赏扯一块，也成问题。群众欣赏趣味五花八门，孰高孰低也需分析，哪能说喜欢金庸小说，眼睛就不“雪亮”了呢？若是，很多抬举金庸的专业读者《批评家》也是眼睛昏花。朱大可等批评家写的《十作家批判书》，宣称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注：《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其实也是对大众读者有些不满。因为十作家“不当”名声的获得，主要还是得于大众捧场。 如何认识大众读者，怎样评价大众阅读，长期以来确实问题不少。比如，要求作家相信大众曾等同政治上的相信群众；某些文学规范是政府行为却非要打大众招牌，某些权威人物利用大众名义甚至可以决定文学命运；大众中不乏愚昧读者却总被奉为最有觉悟。直到今天，我们仍未摆脱盲从大众的心理，有人仍在以大众名义左右文学，权力意志仍在利用大众，帮忙帮闲的媒体仍在操纵大众。媚俗大众或强奸民意，共同造成了文学大众化的虚假性。 热衷大众招牌却又存在诸多问题，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一种文学现象。 一、“大众读者”的重要性 讨论文学大众化虚假问题之前，对大众读者应该有个基本评价。不管推崇还是怀疑，我想谁都无法否认大众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这点，历史可以为证。 就文学接受情形看，无论政治至上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是常有“轰动效应”还是失去，文学一直有赖大众读者支持。离开大众参与，文学真会暗淡许多。别的不说，昔日“红色经典”发行量高达数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今天文学畅销书发行量的同样可观，就都得于大众读者合作。不仅作家，刊物、出版社和书店都离不开大众读者支持。 仅看新时期文学，大众读者的作用就举足轻重。 回顾新时期文学初始阶段的“轰动效应”，人们常带着温馨与怀念。当时很多作品引起过轰动，“不胫而走”成为频率很高的文学用语。尽管后来意识到文学成为如此凝聚力的精神寄托，并非正常现象，至少说明当时精神生活还很单调，但这种情形还是令人难忘。这种让人怀念的文学现象，广大读者的参与就至关重要。当时，读者的宽容与热情，喝彩与鼓励，激励了不少并不成熟的作家，成就了某些其实还很幼稚的作品。这使很多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作家，时过境迁后还非常感激。很多创作谈都谈过这点。也是，稍具冲击力的作品就能获得成百上千封热情来信，稍有成绩的作家就会受到众多读者尊敬，教人怎么不感动？ 90年代后，人们常感叹甚至悲哀地谈论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但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时代绝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么寂寞，夸张得那么可怜。以文学为生的作家仍然很多，文学新人仍在不断出现，文学刊物仍旧不少，文学热点仍然此起彼伏，文学研讨会仍然到处在开。而且市场化操作使有些事情变得更方便。这也都与大众读者参与有关。畅销书现象是90年代文学一个显赫标志，这显然更有赖于大众读者捧场。靠写作致富在大陆作家中已不是神话。《白鹿原》和《尘埃落定》的报酬，余秋雨散文的收入，贾平凹、王朔、池莉和二月河等作家的作品畅销，已经造就了令人羡慕的文坛富人。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批自由撰稿人和自由作家，他们的生存完全要靠市场化读物，而这类读物与读者腰包联系更紧。 大众读者的参与当然不仅是经济支持。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化时代，文学经费全由政府包办，根本不在乎大众读者购买。市场经济时代，政府还是在出钱养文学，大批作家仍吃皇粮。换言之，我们不能忽视大众读者对文学的精神支持。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不少思想禁锢还未打破，不少清规戒律还在约束社会意识，大众读者对变革文学就给予了宝贵支持。尽管当时文学还相当幼稚，文学思想还有明显局限，大众读者的支持还是体现了民众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