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式”问题 在延安的文人中谈得最多的，除了政治，便是艺术形式问题。大约自1939年起，形式问题就成为延安文学界最热门的话题，周扬、艾思奇、张光年、柯仲平、何其芳、徐懋庸以及时在延安的茅盾、沙汀等人，纷纷撰文参加讨论，就文学语言和形式如何变革及其走向各抒己见。这一问题也早已引起中国共产党的瞩目，据记载，仅1939年夏，中共中央周恩来、博古便两次邀集文艺界座谈“民族形式”，与会者有艾思奇、周扬、沙汀、何其芳、柯仲平、赵毅敏（鲁艺副院长）等；8月3日会上，“争论非常激烈”，“晚十点半始散会”。（注：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第60页。） 这是自“五四”之后，文坛又一次如此集中地就此类问题展开大讨论。原因在于，延安的文学工作者们感到，他们正走向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对此，“五四”所留下来的积蕴显然已不敷用，或者毋如说，“五四”的传统与他们所要开发的新文学之间，有诸多的矛盾和牴牾。不少论者相当明白地指出，“五四”文学这件兵器，用起来已极不趁手；有的甚至索性认为，“五四”文学实际上构成了对将来新文学的一种障碍。 “五四”文学的最坚定的批评者，是艾思奇。他说：“在‘五四’的初期，还发掘我国民间文艺的宝藏，愈到后来，这些宝藏就被搁置起来，而偏向于向外国的文艺里去学习。”“因此渐渐从中国民众远离开，这就是‘五四’以后的文艺上的一个缺点。”（注：艾思奇：《旧形式新问题》，《文艺突击》新一卷第二期，1939年6月25日。）在另一文里，他对“五四”文学形式的批判，显得更充分更周密： 这运动并不是建立在真正广大的民众基础上的，主要的是中国的力量薄弱的市民阶级的文艺运动，它并没有向民间深入。其次，它对于过去的传统一般地是采取极端否定的态度，因此它的一切形式主要地是接受了外来的影响，或外来的写实主义的形式，而忽视了旧形式的意义。新的文学，一开始就有了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有现实主义和平民化的要求；另一方面，生活在广大的民众之外的作者和外来的写实形式，不能达到真正的现实主义和平民化的目的。这一切矛盾，到了抗战期间，就充分的暴露出来：形式的写实手法，不能充分地反映抗战的现实，表面上是现实的，实际上却是对于现实有限制的。（注：艾思奇：《旧形式新问题》，《文艺突击》新一卷第三号，1939年4月16日。） 诗人柯仲平看法相似，他的观点中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他指认“五四”文学在语言上的最大弊端是“虽然主张白话文，而未能运用大众的生动的口语”，亦即，“五四”文学搞起来的“现代白话”，主要是知识分子语境的白话，不是真正民间语境的白话。二是他明确提出继“五四”文学构成“对于中国旧文化、旧文艺传统的一个否定”之后，今天有必要开展另一个类似的文学运动，来构成“对于‘五四’时期的否定之否定”。（注：柯仲平：《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文艺战线》第一卷第五号，1939年11月16日。） 但是，时以采访目的的来延安、两年后因“想念留在国统区的老母幼子”（注：沙汀：《漫忆担任代主任后二三事》，《文艺报》1988年4月16日。）而离开的沙汀，显然不肖附和艾、柯一类观点：“我却不同意把旧形式利用在文艺上的价值抬得过高”。不知根据什么，当时谈到民族化，革命文艺工作者以及毛泽东都以鲁迅为典范；艾思奇就说：鲁迅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但是新的，而且也是民族的”。（注：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但在沙汀看来正好相反，他认为，鲁迅的精神的确是“最民族的”，“但在形式上，除却若干语类、句法，以及他那朴素的式样，他的成功却主要的来自一个现实主义者所必不可少的写实手腕；然而这大半是从世界文学来的，鲁迅先生自己就曾经感谢地提到过果戈里和显克微支等人。”（注：沙汀：《民族形式问题》，《文艺战线》第一卷第五号，1936年11月16日。）沙汀比较真诚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否定“五四”文学，如何评价鲁迅的创作？就事实而言，鲁迅创作与民族、民间形式的关系，应该如沙汀之所论，而不是艾思奇的“表述”。但是，沙汀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明显是不够圆通的。 无独有偶，与沙汀一样也是短暂客居延安的茅盾，亦不赞同延安批评家们对文学形式的主张。茅盾1940年5月抵延安，恰逢形式问题甚热之际；28日，边区文化界在文化俱乐部举行座谈，艾思奇、丁玲、周文、李初梨、张庚等四十余人，与茅盾共论引用旧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诸问题。不久，茅盾写了《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一文，当能反映他与延安诸人座谈时的观点。文章认为，中国文学正在建立的新的民族形式，并不应以“旧形式”为基础；利用旧形式，作为特殊情形下的应急之计未尝不可，但若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而将中国文学引向这一方向，却是一种倒退： 如果为了迁就民众的低下的文化水准计，而把民间形式作为教育宣传工具，自然不坏；但若以之为将要建设中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则是先把民众硬派为只配停留于目前的低下的文化水准，那是万万说不过去的谬论。 措辞之间，竞有指斥之意！茅公随后的话，表明他仍旧站在反封建和启蒙主义的“五四”立场上： “口头告白”性质的“民间形式”，则正是中国这封建社会中最落后的阶层（农民阶级）的产物，纵使其中含有如高尔基所称的长期积累的民众机智的金屑，然而其整个形式断然是落后的东西。除非我们不要中国进步而自愿永保其封建性，否则，中国文艺形式一定也得循着世界文艺形式发展的道路而向前发展。我们固有的“民间形式”一定要随社会之进步而归淘汰。（注：茅盾：《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一期，1940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