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118-04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在其悠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与崇尚含蓄、意在言外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审美取向和充满诗性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相契合的感悟式文学批评的深厚传统，选本、摘句、诗格、品、评点等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形态中都程度不一地体现了感悟式批评的特点。在时间老人步履匆匆地迈入现代社会后，感悟式批评虽然不再成为主流批评模态，却仍然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显示出不可小觑的对接与沟通中西文化的勃然生机。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与顺应时代趋势渐成主流的左翼批评大异其趣的，是以北平和周边北方城市为活动中心的“京派”批评。“京派”批评的主力多既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又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神资源，“力图融合中西文化传统和批评传统，建构相对稳定和综合的批评范式”[1](P3)。留法多年的李健吾堪为“京派”批评最为著名的代表者之一，他深受阿诺德、法郎士、王尔德、勒麦特、蒙田等西方文学批评家的影响，又受到中国传统感悟式批评的滋养，其批评实践融合了中国古典感悟式批评与法国印象主义批评的理论特质。李健吾的感悟式文学批评是建基于赏析品评之上的启悟式批评，具有鲜明朗然的特点：在思维方式上重视审美直觉和感悟，强调批评主体的深度介入和深切的情感体验，在话语形态层面灵动自由，充满形象化的诗性表达。 一、倚重审美直觉的运思方式 在运思方式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讲究“活参”、“顿悟”、“神会”式的直觉思维，强调在潜心赏品的批评过程中臻达“不落言筌，自明妙理”之类直接领会和把握作品意蕴情致的高妙境界。感悟式批评是一种直觉感悟式的品鉴批评，它不以理性思维见强，更多地体现为跳跃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尤擅品评批评对象的整体审美风貌和艺术特征。老庄的“目击道存”、禅宗的“不立文字”和“直指人心”等直观感悟方式，对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庄子·秋水》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可见，庄子认为用语言可以进行探讨的只是事物粗野之处，而事物的精深微妙之处则难以用语言做出精准详尽的分析，只有通过心灵的体味才可以达到。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说的：“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表达的也是相近的意思。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以禅论诗，强调“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作为一种灵活的散论型评论体式，评点在吉光片羽的即兴评说中也往往闪现灵思，妙语惊人，使人茅塞顿开，获益匪浅。然而，传统的感悟式批评缺少严谨的体系性与严密的推理论证，正如朱光潜所言，存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缺少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之阙。[2](P3)李健吾的感悟式批评则在主要采用整体直觉体悟思维方式的同时，兼采并用系统分析与实证的科学思维，实现了传统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转化并与西方印象批评形成了对接。 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的印象批评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和审美直觉理论为理论基石，在强调批评的主体意识、重视批评的独立品格、推崇情感体验和内心直觉等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有契合之处。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强调世界是自我的表现，并指出形成表象的认识方法便是直观，甚至认为只有直接或间接以直观为依据才有绝对的真理。法国生命哲学代表人物伯格森认为宇宙最根本的实在是“绵延”，它是一种永不停息、持续不断的生命冲动，这种生命冲动本能只有通过直觉这种特殊的感知方式才能够把握它。 李健吾在中国重视直觉顿悟的传统思维方式的熏染和西方印象主义、唯美主义批评的牵引下，形成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批评旨趣与审美追求。李健吾注重对作品的个人体味，以其敏锐的艺术触角捕捉并形成对批评对象的最为真切的整体直观印象和感悟，并以此为其批评的基础。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强调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要“使自己的印象由朦胧而明显，由纷零而坚固”，即在形成“独有的印象”之后，还应对这种印象进行适当梳理，使之得到深化与精纯，以“形成条例”[3](P42-43)。李健吾对萧乾《篱下集》的批评就是既重视自己的阅读感受，又有一定的理性剖析，在两者的水乳交融之中进行精准、新颖、深入的品评，用充盈灵性的语句和生动鲜活的比喻淋漓透彻地揭示评论对象的特性。《篱下集》开篇并未直切正题评析萧乾的《篱下集》，而是先用了较多的篇幅就沈从文为该书所写的《题记》畅谈自己的感思体悟：“一家铺面的门额，通常少不了当地名流的款识。一个外乡人，孤陋寡闻，往往忽略落款的题签，一径去寻找那象征的标志，例如，一面酒旗子。纸幌子，种种奇形怪状的本色，那样富有野蛮气息，那样燃灼愚人的智慧，而又那样呈有无尽的诗意或者画意。《篱下集》好比乡村一家新开张的店铺，前面沈从文先生的《题记》正是酒旗子一类名实相符的物什。我这落魄的下第才子，有的是牢骚，有的是无聊，然而不为了饮，却为了品。所以不顾酒保无声的殷勤，先要欣赏一眼竿头迎风飘飘的布招子。”[3](P64)在这段半是幽默半是调侃的表述之后，李健吾以《边城》为佐证对沈从文的人生观进行了分析。尔后，李健吾又从探究作品的观念内容的理性分析迅速回转到个人的阅读体悟：“当我们放下《边城》那样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我们的情思是否坠着沉重的忧郁？我们不由问自己，何以和朝阳一样温煦的书，偏偏染着夕阳西下的感觉？为什么一切良善的歌颂，最后总埋在一阵凄凉的幽噎？为什么一颗赤子之心，渐渐褪向一个孤独者淡淡的灰影？难道天真和忧郁竟然不可分开吗？”[3](P65)这一串具有浓烈抒情意味的设问句、反问句，既饱含了浸染李健吾个人深切情感体验的直觉感悟，又潜隐着逻辑推演。随后，他以渗透着理性分析的感性意象“绮丽的碎梦”、“命运更是一阵微风”为隐喻，确切地指出了沈从文所具的“浪漫主义者的忧郁气质的自觉的艺术表现”。开篇看似花费诸多笔墨评论沈从文的文字绝非李健吾纯然的随兴所至，而是以此为下文对萧乾《篱下集》展开批评的理论前提，后文在此基础之上解析了萧乾《篱下集》中人物淳朴坚韧却又命运多舛的性格特征。在其重点赏品的《蚕》中，李健吾的审美味蕾和批评神经被“蚕”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激活：“现在，我们不觉得这些蚕都是老黄之流的常人吗？这一生，充满了忧患浮光，不都消耗在盲目的竞争上吗？为生存，为工作，一种从不出口的意志是各自无二的法门。然而隐隐有什么支配着它们。一对年轻男女是它们的主宰，那么谁又是人生朝三暮四的帝王？我们自然而然想到命运。对于现代人，命运失去它神秘的意义，沦在凡间，化成种种人为的障碍。这也许是遗传，是经济，是社会的机构，是心灵的错落。作者似乎接受所有的因子，撒出一面同情的大网，捞拾滩头的沙石。于是我们分外感到忧郁，因为忧郁正是潮水下去了裸露的人生的本质，良善的底里，我们正也无从逃避。生命的结局是徒然。”[3](P74)李健吾由“蚕”这一触拨自己心弦的审美意象入手提炼了作品的主题内涵，同时又极为自然地回应了篇首论及沈从文所得的结论：“浪漫主义者的忧郁气质的自觉的艺术表现。”通览《篱下集》，李健吾在倚重整体直觉思维的同时，有机融入了抽象理性思维。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整体直觉思维所产生的意象作为一种思维符号，经由理性的反思与抽象，而获得较为清晰的意义导向，从而加入了整体上以逻辑与理性为潜在规则与流程的批评思维过程之中。在其中，经由逻辑思维的渗透而实现意义诠释定向的直觉意象或是充当了逻辑推断的起始条件，或是成为逻辑推理的结果的一种意义凝聚，在思维的进程中充当了某种跳板与驿站的作用”。[1](P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