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3—0060—03 从全球看，是美国学人最先举起“文化诗学”的旗帜。不过，即使是美国文化诗学的首席代表斯蒂芬·格仁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在1987 年发表的理论宣言《走向文化诗学》（Towards a Poeticsof culture）一文中也还只是说：文化诗学“是一种实践活动”。美国文化诗学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路易斯·孟酬士（Louis A· Montrose）在文化诗学的理论方面有较多的建树。他也指出：各种被视为从文化诗学视角研究文学的实践活动，尚未集结出一个系统的范型，也缺乏理论的明晰性。时至世纪之交的今日，无论是来自美国文化诗学学人们内部的声音或是美国学界对它的评说，均显现为一种多重话语杂乱纷呈的局面，其间观点差异明显，相互间的争论、批评也屡见不鲜。这表明，作为一种明晰、系统的理论体系的“文化诗学”，在最先举起这一理论旗帜的美国，也还处于正在建构或尚待建构的过程之中。 近年来，一些中国学人，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盛行的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倡导“文化诗学”，并开始了关于“文化诗学”的理论探讨。在这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学人密切注视世界文化和文论动向，有所借鉴或受到某些启发，是自然的，也是有益的。“借鉴”与“启发”和“失语”无涉，因为它不是西方话语的简单搬用，而是中国学人在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上，希望通过融贯、整合中西文化成果来进行的一次理论探索与创造。而且，正因为学人们的视线广及中外，就更有可能使“文化诗学”这个文艺学的新兴学科，成为中国学人走向世界并为世界诗学做出贡献的学术空间。不过，就世界范围内关于“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而言，如果说，最先举起“文化诗学”旗帜的美国学人还处于众说纷纭的理论不成熟的阶段，那么，我们中国有关此一命题的理论工作，就更是仅有零星火花闪亮的开始起步或者准备起步的初创时期。 正是在上述这样的国内外学术形势下，由《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和福建省漳州师范学院联合发起，由漳州师范学院文化诗学研究所承办，由集美大学艺术教育学院协办，于2000年11月24至27日在漳州师范学院召开了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全国性、小规模、高层次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文化诗学的理论特色、学术空间和研究方法。 来自北京、上海、山东、福建等省市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40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70%左右为教授或研究员。提交会议的论文共30篇。因病而未能赴会的徐中玉先生和因事而未能赴会的胡经之等教授也致函会议组织者，表达了他们对此学术议题的极大兴趣和对会议圆满成功的美好祝愿。短短的三天相聚，很快过去了。与会学者们一致高度赞扬本次会议的开创意义，一致赞同与会的方平先生以“前途无量”四个字所表述的“文化诗学”的广阔学术前景，一致肯定相互切磋、研讨给各自的学术研究带来的巨大启发。 综观提交的论文和会上发言，可以看到，与会学人们已经开始对“文化诗学”这一崭新的理论命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主要涉及关于“文化”、关于“诗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关于“文化诗学”的界定；关于文化诗学研究对象、学理建构、独特方法的初步设想；关于文化诗学的历史依据、现实基础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西方学人的文化诗学论的评价；从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视角，探讨文化如何以其自身的建构，促成文学的演进，成为文学发展的驱动力；研究某些特定时代的某些文化现象与文学的关系；从文化语境出发品评文学作品；阐释作品的文化意蕴；用文化学的方法研究文章学等等。 下面，仅就文化诗学的学理特色这一问题，谈谈笔者个人的认识。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20世纪的文论领域，特别是在西方，科学主义文论的声势日盛一日，人本主义的文论意识渐渐淡化，甚至濒于销声匿迹。世纪初叶的俄国形式主义，30—50年代的英美新批评，虽然已经开始了文化的语言学转向，但它们并未抛弃文学是人的审美创造这一基本认识。他们仍视文学为双重意义里的审美创造活动（创作与欣赏均是审美创造）。他们主要是为了探究文学的审美特质而去研究语言形式和细读文本的。而到了结构主义，“语言”结构被视为先于人的“言语”的决定性的因素。其间已经蕴含了人们言说什么无关重要、语言自身的结构规律、结构体系才是高于一切的理念了。到了后结构主义，人的言语“所指”为何，就完全不被理睬了，文学似乎俨然就只是语言符号“能指”的无尽的“延宕”，进而，发出“言语”的人作者自然也就干脆“死去”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遍及中外的“文化热”以及“文化诗学”的倡导，不管论者们的主观动机及其具体见解有多大的差异与分歧，但就其实质而论，显然正是对这种日趋偏斜甚至走向绝对化的极端的科学主义文论的反驳。人们倡导文化诗学，强调观看文学的文化视角，可以说不言自明地高扬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何以这样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