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之初，中国文艺虽然已经开始蜕变，梁启超等主张改良的维新派曾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率先推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1906年欧阳予倩等也积极探索新剧的演出，但那时的文坛和艺坛，旧文艺仍然占有统治的地位。遍布城乡的旧戏曲固然演出的几乎全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而泛滥于文坛的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作品，更以揭露所谓“黑幕”阴私和耽于言情，在文艺观念或题材、主题、形式、风格诸方面均鲜有开拓。因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当时还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创办了以积极传播新文化为目的的《新青年》杂志，还撰写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呼吁推倒“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的旧文学，主张建设“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的新文学。《新青年》的另一编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更抨击那些“不过摭给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学的商贾的旧毒新毒”的所谓“文学”，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新文学的开山之作正是发表于1918年的《新青年》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等就积极提倡“革命文学”。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面前》一文中便批评当时那些不知自己处于什么时代和环境的作家，发出至今仍不失警策意义的见解说：“他们对于社会全部的状况是模糊的，对于民间的真实疾苦是淡视的；他们的作品，上等的不是怡性陶情的快乐主义，便是怨天尤人的颓废主义，总归一句话，是不向社会的个人主义；下等的，便是无病呻吟，莫名其妙了。”他主张作家要“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还号召新诗人“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恽代英在《八股？》一文中更期望新文学“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而后来担任共产党领导人的瞿秋白在1923年便撰《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一文，介绍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敏锐地指出“俄罗斯革命不但开世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且辟出人类文化的新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于当时掀起的“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郭沫若、蒋光慈、成仿吾等作家都极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对于这种文学的理解虽不无偏激和局限，但他们要求文学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并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注：《革命与文学》，《郭沫若文集》第10卷第323页。）。这种主张从新文艺的进步意义上看，正是十分可贵的。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左翼文艺运动则是20年代革命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包括鲁迅、茅盾、胡风等许多著名左翼作家、艺术家在内的声势浩大的文艺运动。胡乔木、夏衍、丁玲、周扬、田汉、阳翰笙等共产党人都为积极推进左翼文艺运动作出自己的贡献。尽管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有过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并且遭到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的血腥镇压，但鲁迅和后来毛泽东都给左翼文艺运动以很高的评价。鲁迅曾经沉痛悼念血溅龙华的左联五烈士。他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称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他说，“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污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而毛泽东则指出，从1927-1937年反革命对于革命力量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与苏区革命文艺相呼应的白区左翼文艺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正是反革命势力失败的有力证明。当然，这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其他有价值的文艺，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成为当时中国文艺的主流和最有社会影响的部分，则完全是事实。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文艺方面左翼也先后提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还在武汉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全国文艺界的广泛人士。如周恩来在该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所说，“……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注：《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1938年3月28日《新华日报》。）正因此，使得以抗日为核心内容的人民文艺在全国范围蓬蓬勃勃开展起来。无论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小说以及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形式，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当时涌现的许多作品，包括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都为动员广大群众投身抗日的伟大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其间，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对于指引和促进人民文艺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尤产生划时代的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迈上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的征途。我国文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走上社会主义文艺的轨道。从此，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的发展更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党的思想理论路线的正确和错误都会左右到文艺。半个多世纪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大略分为三个时期，这就是建国初的十七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新时期以来的二十余年。十七年中作为党的文艺指导方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已有新的发展，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的工农兵方向和文艺与现实、与传统的关系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外，毛泽东还先后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新的方针。这对于促进那个时期文艺的初步繁荣，关系至大。1957年前，党在实现民主改革、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正确路线、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更为新中国初期文艺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而1957年后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的发展，思想战线上更发动了一系列混淆敌我的批判运动，其中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等运动除了批判还加上错误的政治处理，文艺的正常发展也就不断受到伤害。而十年“文化大革命”则更使文艺受到空前未有的打击，文艺工作者大多都受到迫害，被剥夺创作的权利，除了所谓“革命样板戏”，只有极少数文艺工作者后期才被允许创作，而且多要遵从那时极左的政治和文艺路线去创作。对于前此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而给文艺发展带来的损失，永远足为全党和后人引为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纠正了左倾错误，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线，在文艺领域更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代替以往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旧口号，在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政策，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同时，还强调要重视遵循文艺的规律，对作家、艺术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因此，就大大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使这时期文艺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而鉴于文艺界曾经出现过的左的教条主义和右的自由化的倾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文艺思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纲领，强调文艺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既要弘扬主旋律，又要提倡多样化。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引导我国文艺继续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始终代表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更同样是指引我国文艺前进的光辉指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把“三个代表”的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且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根本任务是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业精神。”应该说，这同样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迄今我国文艺的持续繁荣和更大发展，正证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阐明的文艺任务，所采取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