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2-0106-07 一般说来，一种民族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成为世界的关注点，能够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充分地展示其文学魅力，很重要的原由就在于它拥有其独特的言说方式。勒内·波莫说：“一九三○年以后，法国文学的格调在发生变化，尽管不容易确切地说清楚，但人们所推测的这种演变是和社会学的发展有关的。由于不仅在经济方面发生了危机，因而超现实主义的讽刺手法便开始传播开来”[1](p273)。这里的所谓“格调”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概念有比较大的语义差别，实际上是指一种全新的言说方式。 所谓民族文学的言说方式，是指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独立主体的表达状态，是诗性和思性的展开情状。构成一个民族特定时空位置上的文学言说方式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既有线性方向上传统作为文化定势与文明印迹对其产生的影响，亦有空间意义上世界语境作为当下力量对其构成的压力。在这种文化境遇中，一个民族如果能够构思出新颖而有效的言说方式，也就一定能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就一个民族而言，在其民族文学内部必然拥有许多种具体的言说方式，但总会有一些言说方式处于主导性位置，或者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作为主导性方式存在着，我们通常将其称为文学流派或文学思潮。流派和思潮实际上就是特定言说方式的具体体现。这是就民族文学内部状况而论，而当我们的问题跨越到民族边界以外的国际背景时，就会演绎为民族文学能否在世界性在场狂欢中形成某种个性化而且富有影响力的思潮，如果有，也就说明民族文学找到了某种有效的言说方式，即或没有，也并不说明民族文学就没有自己的言说方式，而是说这种言说方式没有世界魅力和参与世界交谈的有效性。在我看来，一个民族能否在世界背景下寻找到有效的言说方式，在话题、话语和话者三个要素中，当首推话题。本文即是从这一切入点展开讨论。 一 所谓话题，就文学的范围而言，是指文学对世界的把握，这种把握代表了文学主体对世界生存的诗性与思性的理解与体悟，并且以人际交谈的方式给予主题呈示。受文明进展（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和生存限制的制约，文学话题具有非常明显的时空定位，即“抛入”于何处，便只能“聊”到何处。海德格尔在讨论“言谈的时间性”时说：“由领会、现身情态与沉沦组建而成的完整的此之展开状态通过言谈得以勾连，所以言谈并非首要地在某一种确定的绽出样式中到时。但因言谈实际上通常在语言中说出自己，而说的方式又首先是烦忙议论着就‘周围世界’说起，所以当前化就当然具有一种占优势的组建作用”[2](p413)。这段话的旨趣，在于揭示一种生存与把握之间的定位原则，并且这种原则还一直延展到表达，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初步确定“话题”这一概念的两个主要义项，第一，它是对生存境遇及其问题的触摸，第二，它是一系列人类文明位置的文化兴奋点。 文学当然是与生存境遇联系在一起的，“生存境遇”也就是古人所谓“感物”、“触物”的那个“物”，或者这个物的延伸和展开。生存境遇对人类“文学地活着”这一生存方式构成压迫力量，尽管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于把这种压迫力量当作创作源泉，也就是“沿波讨源”的“源”。压迫力量有大小之分，彼此之别，轻重之差，前后之序。在大小之分里，《台湾的忧郁》所提议的“超越压抑”之小说话题就是“小”：“倘说中国近代以来饱经内忧外患的创伤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表现尤其典型，那么，战后台湾小说，展开了这幅历史图景，以自己的审美的艺术的方式，为这一充满矛盾、斗争、苦难、期待、理想的历史留下了精神上的见证”[3](p3)；而《汉代文学思想史》所提议的“讽谏尚美”这大赋话题就是“大”：“正由于赋家的‘尚美’思想，赋作才会出现刻意描绘、着意夸扬、汪移繁富、琳琅满目的景观；而此景观一则必然包含着求奢欲望与侈靡行为，一则以其外在感官优势对其‘尚美’内在精神的掩没，恰恰又构成了赋体文学观中‘讽谏’与‘尚美’的深层矛盾”[4](p123)。在彼此之别里，以生存的终极价值为写作参照的就是“彼”。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地主澄明了这一点，在那里他似乎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圣徒对世界发生影响，并帮助人们使灵魂摆脱罪行，这是米卡·卡拉马佐夫在他想杀死父亲的感受。但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像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让读者自己决定：这里是指阿辽沙呼唤的影响呢？还是指佐西马长老向将要遭遇大灾难的米卡叩头”[5](p365)；而以生存的现实价值为写作参照的就是“此”，如吴敬梓的写作：“进而言之，《外史》是当代人写当代事的‘当代文学’，而非明朝人写三国的英雄、唐朝的和尚或宋代的山大王，这不但容易在细节上真切起来，更容易准确地传达出‘当下此在’的情绪，而这就从实的和虚的两个层面大大提高了‘证词’的力度。而且，众所周知，《外史》的主要人物差不多都是有原形的，《外史》的讽刺手法其实就是还原写实法，人们所称道的《外史》的‘自然讽刺’，其魅力和力度就在于因写实而真实”[6](p3)。如此等等，此不一一述及。 这些大小、彼此、轻重、前后各不相同的压迫，迫使生存者遇到麻烦和障碍，当一些智性达到一定水准的生存者能够反思和省察这些麻烦和障碍的时候，就会形成特定时空位置上思性抑或诗性的问题。问题是主体对象或者说人对生存境遇获得某种澄明的开始，所以菲力浦·劳顿说：“一旦我们通过问‘为什么’或‘怎么样’而意识到自己的惊奇，我们就开始涉及科学和哲学的领域了。我们开始考察我们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并认识到事物受其固有的规律支配，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通过对事物的探究，我们把自己同事物联系起来了。我们提出的问题和进行的探究，批判地检查了我们的遐想，还帮助我们建立起处理和思考未知事物的规则”[7](p52)。因此所谓“问题”实质上是对生存境遇“穷思”之后的产物，是强大主体力量和理性触角对生存境遇的把握和触摸。“触摸”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意味着实际接触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成为一种可能性，说到底就是人对世界的进入，主体对客体的进入。文学家是特殊的进入者，是人类作为世界在者的所有澄明中的一种，其基本责任之一，就是向那些正在遭遇障碍、阻力、麻烦和困难的人们，澄明其进入之后的实际超越，在把问题呈示给那些芸芸众生的时候，确证其精神使者或文明先锋的角色意义。当然，这是从文学家的理想价值标准或者本质价值标准持论的，而绝大多数的文学家并不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而是或者为日常的个体性写作，或者为个性的日常性写作，或者为社会的日常性写作，或者为日常的社会性写作，并且这些写作在文明的现象层面都是必须而且不可避免的。因为谁也无法彻底地从日常生存中解脱出来。海德格尔说：“基于本质上属于此在的现身状态，此在具有一种存在方式，此在在这种存在方式被带到它自己面前来并在其被抛状态中向它自身展开。但被抛状态却是这样一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者向来就是它的种种可能性本身，其情形是：它在这些可能性中并从这些可能性出发来领会自身（把自己筹划到这些可能性上去）。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其他人的存在，都同样源始地属于在世；而在世向来是为它自己之故而存在。但这个自己首先和通常是非本真的，即常人自己。在世总已沉沦。因而可以把此在的平均日常生活规定为沉沦着展开的、被抛地筹划着的在世，这种在世为最本己的能在本身而寓‘世’存在和其他人存在”[2](p219-220)。这段话，就是讨论“我们”的“烦”之不可避免。所以，揭蔽和澄明型的作家，其写作向度明显与日常型的作家不同，必须以其对世界进入的程度来衡定其存在的价值，或者表明其是否已经成为一个设定的角色（注：“角色”是文化理论的一个专有名词，这里借取并使用到文艺理论中来，是想把通常所说的“创作个性”的意义确定和凝固。）。个体如此，一个民族更是如此。在特定的时空位置，一个民族的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具有多大的发言资格，首先就取决于它能够向世界生存境遇和问题究竟触摸到了多少，也就是取决于其对世界的进入程度。就时间向度而言，特定民族文学的触摸能力是不一致的。在触摸富有深度和广度的时代，即在中国古代称为“才人辈出”的年代（如唐代文学进程中的所谓“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等），文学或挟惊雷闪电，或出微言大义，或溢柔情似水，总之是极有表现力、爆发力、穿透力的上佳表现，也就有一系列能够横向延伸扩张的文学话题，并且这些话题富有世界意味和生存普遍性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