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两年来的“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论争是继80年代文化热之后我国文化界的又一次重要讨论。各派不同观点自陈其说，各据其理，机锋相向，互相辩难，呈现出一派复杂交错的理论景观。此次讨论的背景较前多有拓展，既有近年来我国学人对本世纪初社会转型期文化（清末民初以上溯至明清、宋元、魏晋之际等社会转型期）颇具针对性的研究背景，又有自30年代到港台50年代文化本位主义讨论的历史渊源；既有80年代文化热所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持久影响，又有西方当代不断生发出来的最新思维和理论资源上的，往往是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次讨论的重要意义被表面上的文人意气、词锋交戟掩盖了。加之整个讨论的粗疏与浮泛，致使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课题被后现代化甚至戏剧化了。在我看来，比论战各方的具体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各派观点背后的东西。这就是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从整体上进行自我拯救和寻找人文科学安身立命的文化本位的集体努力。我以为，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是值得发掘的。其一，此次文化讨论的原创性。此次讨论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政治经济真正发生重大体制性变革以后展开的。市场经济的提出与实施这一历史性变革，结束了80年代作为大半个世纪以来依附于政治的文化遗绪的运作方式，改变了文化与政治的主仆关系，而出现了“两主一仆”的现实景观。经济的无形之手，打破了原有文化的仆从格局，解构了文化倚重政治而居于社会生活中心的境况，造成了文化的“流离失所”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感）”。所以不同于80年代文化热对“五四”在于它是越过了我国社会变革的量的临界点而生发出来的。它以对精英文化乃至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造成了文化的衰落或溃败。而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则是它提出了今日文化是什么、做什么，或者该是什么、该做什么的问题，即当代文化的重新定位问题。它开辟了当代文化与经济、政治三极并立，获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定位，并对当代政治与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的可能道路。其二是此次文化讨论的理论指向。在原有文化的流离失所和知识分子生存危机的背后，是当代文化机制自身的巨大变革。面对商业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80年代颇有建树的文化精英普遍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内在精神震荡，但正是这种冲击同时提供了重新选择与重新定位的机遇／劫难。反过来，当代社会也对原有知识分子作出选择，迫使他们在知识结构、内在思维方式上作出变化。一部分文化“精英”在痛苦地选择了“留守”之后，很自然地发出了反抗的呐喊。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是当代知识分子在新的条件下寻找“文化居所”的努力。这一文化居所既不应处在政治体制以内，又不应投身于市场之海，而应有体制外市场外的相对独立的位置，它是自由的“公共空间”。其三为此次讨论的对话性。这次文化讨论是知识分子内部自发发动的，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与历史上的许多讨论不同，这次讨论较少政治的介入与统率，没有更多地受到意识形态控制，也没有一方压倒一方的绝对权威话语和目的论原则。双方的批判乃至攻讦都没有过去“定性定位”“上纲上线”的威慑力。因此，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复调式的多声部的对位性对话的初次实践，是狂欢节式的杂语喧哗。为当代文化的自由发展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当代文化寻找本位的可贵尝试。正是这种多元化的“共展并陈”，这种不同观念间的对话、沟通、相互作用与相互融合，才为当代文化的真正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非人文知识分子，或已改换门庭（下海经商或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由于身份的变化，既无热情也无闲暇投入讨论，追寻“终极关怀”。他们要实际实利得多。 陶：“人文精神”的话题引发大陆文化界热烈关注是在90年的下半年（由王晓明等人在《上海文学》93年第六期上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发端）。在此之前，“人文精神”的提法早已有之，但无人回应。指出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93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一段时间的停滞以后重新起步并以新的方式发展的一年，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的加深。这一世俗化潮流在文化界的表现，就是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的大红大紫和各种文化产业、大众文化的空前兴盛，文人下海、演员走穴的一时成为热门话题。我以为这是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最直接的原因。正因为这样，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出场就有了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出场完全相反的语境：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社会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天国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世俗化正是其最为核心的诉求；而中国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则是针对世俗化的趋势而言的，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主义拒斥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他们对玩文学、回避沉重沉溺于轻松的批判中，在他们对生命意识、生命体验、生命的沉重、痛苦与神圣的提倡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以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理想以及生命哲学、体验美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学术资源，来抵抗、批判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趋势；而这一诗化哲学、宗教哲学及审美主义的取向实际上正是80年代文化精神与学术话语的显著特征之一。 我以为，想要客观地评价人文精神的讨论，关键在于我们对世俗化应当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与评价。在西方，世俗化的主要意思是“解神圣化”，即宗教与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脱钩，世俗政治与教会权力脱钩，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人们不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合法性依据。社会活动的规范也脱离了宗教的源头，由法律取而代之，公共的道德规范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是大众参与讨论的而不是由教会垄断的。这样，宗教性道德就不再是公共生活中的普遍性规范，而成了个体的精神信仰。这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的情况而言，世俗化所消解的不是典型的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专制王权与官方意识形态。尽管如此，从由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转换、健全法制、肯定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并使之从准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教条中解脱出来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世俗化社会变迁仍然有着与西方相似的一面。所以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必然凸显出大众对于生活幸福本身的强烈欲求，凸现出文化活动解神圣化以后的多元化、商品化与消费化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