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际，我就曾做过这样的预测，即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一个真正的多元共生的时代，一个没有主流的时代，一个多种话语相互竞争、并显示出某种“杂糅共生”之特征和彼此沟通对话的时代。（注：关于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我曾撰写《“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理论与思潮》一文，发表于《国外文学》1995年第3期，后收入《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王宁文化学术批评文选之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30-54页。）事实证明，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以后，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文化理论界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观？面对“理论死亡”的噪音越来越大，理论本身还能产生何种功能？本文将继续笔者过去的研究，旨在讨论后殖民主义在西方的第二波浪潮兴起后理论批评的发展走向以及另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理论思潮。后殖民主义经过一段时期的式微之后再度崛起：3位代表人物先后发表新著，使得学界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文化身份、种族问题、流散现象以及全球化问题融为一体，并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酿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早先的女权主义理论批评分化为“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怪异研究”等，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多元走向。全球环境的恶化导致文学批评中生态理论话语的异军突起，注重环境写作和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生态视角阅读，使得文学作品被隐匿的意义被发掘出来。随着全球性移民潮的愈演愈烈，“流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作为其必然结果的“流散写作”的崛起，尤其是华裔流散写作的崛起，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文化重建和文学史重新书写的作用。文化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演变后已经愈来愈不满足于英语世界的局限，因而逐步发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在一个以信息传播为主的高科技时代，人们对文字阅读的兴趣逐渐转向对图像的迷恋，因而出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的“图像的转折”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后理论时代”（注：“后理论时代”这个命名得益于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一书，关于该书的评论，参阅拙作《“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理论之功能？》，载《文景》2005年第3期。）的来临和理论的功能的转变。 “后理论时代”的来临 2003年和2004年间，西方的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界发生了3个对其后的理论思潮走向有着直接影响的事件，其一是久病不愈的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与世长辞，给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再度兴盛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以沉重的打击；第二是曾以《文学理论导论》一书蜚声欧美两大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颇具冲击力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为已有的“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澜；再者就是当代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去世。毫无疑问，德里达的去世是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在经历了福柯、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大师的辞世以来西方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损失。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上述各位大师级人物的相继去世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盛极而衰的话，那么此时德里达的去世则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Post-Derridian Era），或者说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在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命运及其在未来的前途将如何呢？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在书中所哀叹的：“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杜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注：Cf.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London：Penguin Books，2004），p.1.）平心而论，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在近十多年内，随着上述大师的先后离去或逐渐年迈，当代文化理论再没有出现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论的衰落和虚弱无力使之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这已经成为无人可以挽回的趋势。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由于文化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因此在“9·11”之后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注：Ibid.，p.7.）在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例子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文化理论简直无法使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所做的同样叙述作出详细的说明……它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注：Ibid.，p.222.）在文学批评领域内，理论的衰弱使之陷入一种自我演绎乃至“自恋”的怪圈。当然，伊格尔顿这本书出版时赛义德已病入膏肓，德里达的癌症也已进入晚期，因而他的预言确实有着一定的超前性，但同时也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不禁问道，难道理论真的“死亡”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当今理论的走向如何？理论究竟还能产生何种功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伊格尔顿这位曾借助于编写文学理论教科书而蜚声世界文学理论界的理论家来宣布理论的衰落甚至“终结”确实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此在理论界引起的争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确实，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赛义德和德里达的相继去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伊格尔顿的预言。今天，作为后结构主义大潮之中坚力量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之核心观念的解构主义已经不可改变地成为了一个历史现象，但解构的批评原则却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也就是说，曾被人认为“铁板一块”的所谓解构早已自身分化为碎片，渗透在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研究方法中。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解构也只能通过其散发在各个时代的“踪迹”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梳理和总结出一部解构主义的历史。我们今天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对“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思潮之走向作出描述，首先要搞清楚，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将留给我们何种遗产？它所产生的“消解中心”和“挑战权威”的结果究竟体现在何处？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将向何处发展？文学和文化理论将产生何种功能？对于这几点，虽然西方学者已经试图进行种种预测，（注：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批评探索》杂志举行的2003年编委研讨会，其主要理论性的陈述刊于Critical Inquiry,Vol.30，No.2（Winter 2004）.）但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我们理应作出我们自己的反应，并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从而在这种跨文化的争鸣中发出中国理论家的独特声音。我想本文的写作就是基于这方面考虑的一个初步尝试。 后殖民理论与少数人的话语 毫无疑问，在当代后殖民理论大潮中，赛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影响力始终是最大的，他的著述被人们讨论和引证的频率也始终居高不下，这与他生前的多产和在美国学术界的较早崛起不无关系。这位后殖民理论大师于2003年去世，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注：这方面的最近反响尤其可见Critical Inquiry,Vol.31，No.2（Winter 2005），专题论文：Edward Said：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edited by Homi Bhabha and W.J.T.Mitchell.）来自不同阵营的人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纪念这位身居帝国的中心但却不时地发出异样声音的第三世界批评家。确实，赛义德是在西方学术的中心地带以一个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身份发出自己的独特言论的，因此也自然会同时受到东西方学者的重视和非议。尽管人们不免会对赛义德本人的双重身份提出种种质疑，但他仍然在不止一个场合为自己所拥有的独特身份进行辩解。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位有着深切流亡体会的第三世界裔知识分子，赛义德对自己民族的痛苦记忆是始终记忆犹新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收入他的最后一部专题研究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s and Other Essays，2000）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赛义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由此可见，赛义德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他能够将这种痛苦的经历转化为一种既能在帝国的中心求得生存同时又能发出批判声音的强大动力。毫无疑问，受到赛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启发，一大批远离故土流落他乡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也从自己的流亡经历中发掘出丰富的写作和批评资源，从而使得“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在全球化的时代方兴未艾，并且越来越为研究全球化和后殖民问题的学者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