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9日，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因胰腺癌在巴黎病逝，世界各大报纸、电视和网站等媒体对此作了广泛的报道，有的对他学术观点和成就不屑一顾，甚至大加嘲讽和批判；有的则肯定和颂扬了他对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论的贡献。一时间对德里达的评论再次引发西方批评理论界对解构主义及其意义的争论，这不仅是两种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也是“文化之争”和“理论之争”的继续，是“9·11”事件后西方批评界各派别之间各种深层次矛盾的反映，值得我们关注、分析和研究。 一、德里达去世所引发的争论 美国《纽约时报》2004年10月10日在头版上发表了乔纳森·坎德尔一篇题为《晦涩的理论家雅克·德里达去世，享年74岁》的悼文。文章从标题便把德里达描述为艰深晦涩的思想家。悼文在报道完德里达去世的消息后，便以嘲讽的口吻来概括解构主义，说“这种研究方法认为所有的作品都充满混乱和矛盾，作者的意图无法克服语言本身的内在矛盾，因此剥夺了文本——不论是文学、历史或哲学文本——的真诚性、绝对性和永恒性”。（注：Jonathan Kandell,"Jacques Derrida,Abstruse Theorist,Dies at 74",The New York Times,Oct.10,2004.）接着他评述道：“尽管德里达有庞大的追随者，但他不仅是人们仰慕的对象，而且也是愤怒的对象。特别是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他是法国思想流派的化身，他们感到他的思想瓦解着许多古典教育的传统标准，是一种常与制造分裂的政治事业相联系的流派。”（注：Jonathan Kandell,"Jacques Derrida,Abstruse Theorist,Dies at 74",The New York Times,Oct.10,2004.）在评论解构主义方法的运用时，他说：“文学批评家将文本分成孤立的片段或短语去发现隐藏的意义。宣扬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和第三世界事业的人把这一方法视为工具，用来揭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弗洛伊德和其他西方文化中‘死去的男性白人’偶像的偏见和矛盾。”（注：Jonathan Kandell,"Jacques Derrida,Abstruse Theorist,Dies at 74",The New York Times,Oct.10,2004.）“令其他批评家感到不安的是那些毫不知名的学者可以通过找出索福克勒斯、伏尔泰或托尔斯泰杰作中的文化偏见和不准确的语言擅自诋毁他们。”坎德尔特别提到“德曼事件”和“海德格尔事件”来说明德里达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词，遮遮掩掩。从上述的引语中人们不难看出，在坎德尔的眼里，德里达简直就是故弄玄虚、混淆是非、颠覆西方传统基础、制造异端邪说的危险分子，他的去世似乎是人类的一件幸事。 《纽约时报》的悼文一发表即刻引起美国学界的轩然大波，一些知名学者纷纷致函该报，一方面对这份自诩中立的报纸发表这样一篇偏见无知的悼文感到惊讶，另一方面则强烈反击美国右翼掀起的反知识分子浪潮。10月13日美国西北大学的塞缪尔·韦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肯尼斯·莱因哈特以及斯皮瓦克和米勒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信《纽约时报》，抗议该报发表这样一篇诋毁德里达的悼文。信中尖锐地批驳道：“乔纳森·坎德尔10月10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关于德里达的悼文既无知又心胸狭隘。把德里达——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描绘成‘晦涩的、极其令人费解的理论家’是运用了诸如简单或清晰这样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刚过去的世纪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的资格，其中包括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和海森伯格。更糟糕的是，悼文以毫不掩饰的恐外心理把德里达的著作以及通常的解构主义描绘为另一个‘出自二战后法国的……时髦的、含混的哲学’。事实上，德里达的作品主要研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从《圣经》到莎士比亚、康德和《独立宣言》的西方传统中的重要著作——他从未像坎德尔暗示的那样，提出把它们当作‘死去的男性白人’的作品而予以抛弃。德里达是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不倦的批评者。”（注：Samuel Weber and Kenneth Reinhard,"Weber Reinhard Letter",http://www.humanities.uci.edu,Oct.13,2004.）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修辞与比较文学教授朱迪思·巴特勒在10月13日撰文说：“乔纳森·坎德尔的那篇讽刺和诽谤性的悼文利用这位颇有造诣的哲学家逝世的机会来重新发动肯定是早已过时的文化战争。……如果说德里达对哲学、文学批评、绘画理论、传播学、伦理和政治学的贡献使他成为这一时期国际上最知名的知识分子，那恰恰是因为他思想的精确，他的思维方式总要表现出卓越的和出人意料的变化，因为他总是不断努力去思考道德和政治上的责任。坎德尔说德里达损害毁谤经典、抛弃真理，但是德里达却是通过阅读柏拉图和卢梭等人的著作而成名的，任何读过他近年来发表的著作的人都清楚，真理、意义、生与死的问题——哲学的永恒问题——都是他最为关注的。这篇极端无礼的悼文无法诋毁德里达，因为人们阅读德里达著作的热情将丝毫不会减退，它反而是给撰写和发表悼文的那些人蒙上一层阴影。为什么在这个迫切需要批评思想的关键时刻，《纽约时报》却要与那些反动的反知识分子思潮为伍？”（注：Judith Butler,"Letter to The New York Times",http://www.humanities.uei.edu,Oct.13,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