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6-0085-05 想象与自由的关系，古今中外都不乏论者。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没有想象，与之相近的术语之一是“神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①。这里，刘勰谈论的其实就是想象超越时空的自由特性。爱默生也曾说：“如果想象使诗人心醉神迷，对其他人也不会不起作用……他们自由，他们又使一切获得自由。”②诗人通过想象获得自由、创作文学文本，并通过其传递作用，使读者获得自由。刘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展开论述，爱默生更关注文学接受，他们所谈的都是想象与自由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关系着文学的根本，但是在中国当代文论语境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由于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横行，轻视想象之物成为时代的痼疾。现代通讯媒介把千里之外的场景实时传送到我们面前，“现实”充斥头脑，哪里还有想象的空间？表现出来就是文学生存空间日益逼仄。 在文学认识论视野中，文学被视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强调的是文学认识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所以用形象思维代替想象就不难理解。与形象思维相对的是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它们都是思维，既然是思维自然就有认识功能，所不同者只是思维的方式不一样。这是文学认识论的立论根基。但是证明形象能够思维并不容易，很多文艺理论家为此殚精竭虑，自始至终难以取得一致。尽管中国当代对于形象思维有两次大规模论争，涉及的论题包括形象能否思维、如何思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形象思维过程中的情感因素等等，但是“自由”始终没有纳入研究视野。 文艺心理学兴起之后，“想象”逐渐压倒“形象思维”，盛行于各类著作之中，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杨守森的《艺术想象论》，用一章的篇幅讨论想象与自由。杨守森预设了人的两种欲望，一是活得好一点(质量)，二是活得久一点(数量)。前者是对幸福的欲望，后者是对死亡的恐惧，但总而言之，都是从自由本性派生出来的欲望。这种欲望一旦产生，与之相应的两重枷锁也落到了人类的脖颈之上。摆脱枷锁有三种方法，即宗教、科学和审美。 宗教是人类找到的最早开放自我的方式，不管是基督教、佛教，还是东方式的鬼神崇拜，都以灵魂不死作教义核心。比如《旧约》中的“舍里奥”，犹太教中关于灵魂不死和来世生活的详细教义，佛教的“涅槃”境界，中国道教的白日升天、化作神仙等等，都解决同一个问题：肉身可以消灭，灵魂必须不灭，以此超越死亡获得自由。很显然这只是一种虚幻的自由。相比之下科学的方式来得更加实际。现代社会一般把科学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寻求人类减轻或摆脱社会束缚的方式，自然科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寻求人类减轻或摆脱自然束缚的方式。人类所从事的一切实践活动，无一不是为了摆脱自然与社会的束缚。第三种方式是审美，杨守森认为艺术的审美价值是建立在“忘却”心态基础之上的，但是一旦离开特定的审美空间，读者从自由想象中醒悟过来回到现实，两大枷锁的压抑将会重新袭上心头。所以审美方式与宗教一样，具有虚幻性。③ 杨守森把文学想象和人的自由关联起来，其实已经超越了文艺心理学研究视角而达到人学层面，有可能为想象研究开拓新局面，达到新境界。其他文艺心理学著作，对这个问题也有论及，比如童庆炳、程正民主编的《文艺心理学教程》谈论审美心理时空的超越性，其本质也是指读者超越现实客观时空的束缚，这也是自由问题；钱谷融、鲁枢元的《文学心理学教程》花了很大篇幅说明感性自我如何凭借文学欣赏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获得极大的自由度，等等。只是杨守森似乎比其他人更直觉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把审美想象提高到与宗教和科学同等地位，作为开放人性、摆脱人生两大枷锁的方式之一，让人耳目一新。 问题在于，杨守森把文学想象提供的自由仅仅建立在“忘却”心态之上，从而得出“虚幻”的结论，这与文学的真正价值相距太远。这样思考问题，本质上是把想象与现实对立起来，依然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哲学领域，有些哲学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自由问题，对自由与现实的关系作出新的阐释，这为思考想象与自由关系，甚至重新阐释文学价值提供了新的契机。 很多研究康德哲学自由概念的人，都注意到了康德哲学中的想象力，其中想象与自由的关系引人注意。例如邓晓芒认为，康德自由概念具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先验自由，它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意味着对经验世界(包括感性冲动)的独立性，即摆脱一切机械因果性的约束，这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另一方面它意味着自行开始一个因果系列的原因性，这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其次是实践的自由，这包括自由的任意和自由意志。自由的任意即超出动物性的任意，不基于眼前直接的利害和欲求之上，而超出直接有利的东西去追求间接的、对于整体更为有利的东西，也称为“技术上实践的规则”。自由的任意虽然有一定的自由，但最终没有摆脱感性的欲求，还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应该基于超感性的原则，也就是实践理性的自律，即道德律，这才是自由意志。第三种是“自由感”，这是康德首先从审美判断力中发现的。由于在审美的领域里发现了一种感性的自由，造成了康德哲学思想体系的重大变动，即从认识与实践的二分对立转变成知、情、意的三分结构，并由此构成了他的三大批判体系。④ 具体来说，康德认为心灵有三种能力，认识能力、感觉快乐与不快的能力和欲望能力。《纯粹理性批判》阐述第一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实践理性批判》阐述第三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判断力批判》则致力于找出第二种能力的先天原则。对自由美或纯粹的鉴赏判断的发现，有赖于与“规定的判断力”相对的“反思性的判断力”的提出。反思的判断力不是去规定客观对象，而是要由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反思到主体的各种认识能力的协调活动。这些认识能力在这种活动中不是为了认识，也不是趋向于某个确定的目的，而只是相互配合来做游戏，造成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由此引发人们一种普遍可传达的愉快的情感，即“共通感”。参与这一“游戏”过程的主要是想象力和知性。想象力和知性的关系在整个康德批判哲学中不是统一的。如果说想象力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作用还只是局限在规定性的判断力中，还要受到知性的制约，知性能力居于主导地位，那么到了审美判断中，这种地位让给了想象力。在审美中，知性是被想象力唤起的，想象力并不唤起概念，而只是唤起理性的概念能力，所以先验理性才得以不借助概念的帮助，而反过来将想象力放在合规律的运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