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契论审美效果的丧失与发挥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秀兰(1940-),女,河南新野人,西北大学文学艺术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列文论研究与教学。 西北大学 文学艺术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710069

原文出处:
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通过阐释卢卡契《审美特性》一书中,活跃而进步的创作倾向,总把审美创造的伟大社会作用放在首位;审美创造内涵的无限丰富性,决定审美创造陶冶作用的普遍性和多义性;作家、艺术家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口号,剥夺了审美创造内涵的无限丰富性和普遍性,论述了审美创造效果的丧失与发挥。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0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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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0)03-0107-06

      卢卡契(Cukacs)在《审美特性》一书中,在考察审美创造效果前导作用和后续性前提下,以活跃而进步的创作倾向,总把审美创造的伟大社会作用放在首位;审美创造内涵的无限丰富性,决定审美创造陶冶作用的普遍性和多义性;作家、艺术家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口号,剥夺了审美创造内涵的无限丰富性和普遍性等方面,将审美创造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审美创造内涵与审美创造效果、审美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作一考察和分析,全面深刻地论证了审美创造效果的丧失与发挥。

      一、活跃而进步的创作倾向,总把审美创造的伟大社会作用放在首位

      卢卡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对审美效果产生的抵制现象,看作是反艺术倾向;活跃和进步的创作倾向,总是把审美创造的伟大社会作用放在首位。

      如果认为审美创造效果具有一种绝对社会限制,如果认为作家、艺术家在无产阶级基础上创造的艺术品,在一般情况下,对资产阶级读者可能不会起作用,或使这部分读者,读后感觉平淡而荒谬,那么,许多例证,像加隆·德·博马舍(Caronde Beaumarchiais)的《费加罗》,现代高尔基的小说,詹姆斯·亚瑟·鲍特金(James Arthur Baldwin)的散文,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戏剧等等,都生动地证明,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受个人—社会所制约的,对感受依从作用的抵制,就是表现了一种反艺术的倾向,这是一种不允许的简单化。相反地,一种生活的、热烈的艺术感觉,对其可靠效力的预感正巧与现实中完整的人的生活任务相抵触,这也是完全可能的”[1](P278)。高尔基在回忆列宁的文章中,极其形象地描述过这种抵触现象:“列宁在一个社交场所听到了贝多芬奏鸣曲,并且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了,如果能每天都听到它该多好啊。多么奇妙,简直不像是由人创作的音乐!我总是以天真的孩子气自豪地想,人居然创造出这样奇迹!’然后他眯起眼睛微笑着,不快地补充道:——‘但是我却往往不能听音乐。它影响到神经,人们爱说亲切的蠢话,并抚摸那些生活在肮脏地狱然而却能创造这种美的人的头——否则可就被人咬掉,人们应打这些头,毫不留情地打——虽然我们的理想是反对任何人的暴行。是啊,——我们的职务是极其困难的。’”[2](P278)卢卡契分析:如果认为在无产阶级基础上产生的作品,对资产阶级可能一般地不起作用,或使人感到平淡而荒谬;如果认为受个人和社会制约对感受依从作用抵制,就是表现一种反艺术倾向,是达到高强度的两种极端,这就必须对实际发生的冲突有清醒意识,看出它的临界情况,说明由完整的人转化为“人的整体”,克服因冲突造成的阻力;同时也说明真正的艺术具有不可抗拒力量,强制着人的情感,使单个人从属于艺术所反映的人的整体,即人的群体。当然,在创作中,也会出现冲突。这种冲突不只是关系到审美创造本身,也使审美创造具有新型态,产生预想不到的审美能动性。

      在日常生活中,在更高水准上的变化过程中,当由审美中断返回到生活时,是回复到那种由艺术体验而停顿了的能动性。这种艺术体验,很少与这种能动性处于直接关系中。从艺术体验的审美性质看来,这种联系往往是一种偶然的,或者起码或多或少地经过中介作用的。艺术体验的这种似乎是与生活相隔绝性质,在许多唯心主义美学中,导致把它与人的正常生存完全地,或者几乎完全地隔离开来。这种倾向,较明显地表现在康德的审美态度上,表现在康德关于审美创造功利性学说中。由此,似乎可以得出,审美创造与实际生活基本上是割绝的结论,因而轻看或否定审美创造效果积极功能发挥。“在美学中,任何活跃和进步的倾向,如古代美学、启蒙运动美学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总是把艺术的伟大社会作用放在前面。这不仅为几千年的实践所证实,而且在理论上也可以从艺术的本质中令人信服地推论出来。其前提是,对在审美体验与其在生活中的后续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偏见的和充分的说明。”[2](P279)卢卡契具体解说,古代美学很明确地看出了这个问题,在所有审美创造中看到了公共事物,看到了审美创造的社会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而现代美学表现了一种倒退:“忽视了这种艺术效果”,把艺术“还原为工作室的行家的事”,“好像艺术就是协助直接实现某些具体的社会任务”[1](P279)。这是两种极端错误倾向。古代美学,包括现代社会少数继承古代美学的作家、艺术家在内,他们采取对艺术的实际社会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态度,承认审美体验对人具有强烈影响,甚至有时成为转变人的力量,并否定各种把审美创造与社会生活有意隔绝开来的理论。“艺术适合于对人在一定方向上施加影响,从而对一定类型的人的培养产生促进或阻止作用。”[1](P280)音乐可以培养一种美好心境,作出正确判断和必然感应;音乐节奏和旋律,反映性格真实性,塑造出愤怒与和顺形象、勇毅与有节制形象,以及一切与此相反的种种性格或形象。在音乐艺术中,表现得最为逼真,凭各自经验,这些性格和形象渗入人们听觉时,实际激荡着人们的灵魂,而使其发生演变。这些性格和形象表现出的悲欢心境,实际上是受现实生活影响而激发的特定心境。古代哲学对艺术所希求的社会效果,可用莱辛(Lessing)的话概括。莱辛在《汉堡剧评》中,不仅根据时代尽力把这种创作倾向加以更新,并且处处根据古代审美创造理论和作品,把审美创造设定目标,表述为“将激情转化为道德的完善”。这在美学文献中是一种普通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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