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杨春时、宋剑华的论文《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注：杨春时、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以下所引未注明的皆出于此文。）而引发了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到底属于近代性还是归于现代性？在这场见仁见智的争鸣中，许多思想的火花得以喷发，一些长期遭到忽视的理论盲区受到重视，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场急论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因此，对其进行学术总结和批评已成为新世纪的当务之急。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认为自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中国文学就进入现代文学时期了。略有区别的是，一些学者坚持现代文学的肇始应该再提前一点。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就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应该定在1898年前后，（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等学者也指出，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1917年的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近20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期；有了这个现代化发生期的基础，才有了五四后30年文学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迅速发展。（注：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P3。）海外学者李欧梵一再强调把晚清放在近代实在太不公平了，就是把近代化分为从1840年到1911年，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近代显得太短、太不重要了。所以这个应该打通，这样研究二三十年代一定要回溯到晚清。（注：李欧梵著、陈建华录：《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P109，P89。）所以由此看来，“五四”的论述有问题，中国新文学绝对不是从“五四”开始的，而是1900年左右开始的。（注：李欧梵著、陈建华录：《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P109，P89。）不论将起始时间定格于何时，在承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这一点上是不约而同的。而在杨春时、宋剑华看来，问题并非如此。 他们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向近代文学的转化，不是它独立运动的结果，而是西方近代文学冲击的产物。从此以后，中国开始接受欧洲的文学思想，欧洲的近代文学而不是传统的古典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的思想资源。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是与西方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学也从此摆脱了孤立封闭的状态，进入到世界文学的范围。这样，中国近代文学的确立，就必须放在世界文学的总体体系之中，遵循文学发展的共同原则，以世界文学史为参照系，而不能自行确立一套标准。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文学因与世界文学存有时差而处于滞后状态，20世纪中国文学正在走欧洲近代文学已经走完了的道路，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它都是中国近代文学。 他们认为，中国的近代文学史起始于晚清。作为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五四文学革命，引进了欧洲近代文学思潮（主要是19世纪文学思潮），反对古典主义，排斥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因此，五四文学革命只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开端，而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20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运动发生。五四时代的“西化”演变成为“苏化”，中断了五四文学传统，最终走上了苏联近代文学的道路。到了40年代尤其是建国以后，“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原则的确立，使文学新古典主义化。在“文革”期间又演化为伪古典主义。新时期文学虽然摈弃了新古典主义，回到五四文学传统，吸纳了现代主义的因子，但主流仍是坚持客观性和批判性原则、坚持理性观念和乐观精神的带有现代性因素的现实主义，这还是一种典型的过渡性近代文学形态。90年代，中国文学进到了“后新时期”阶段，现实主义的势头大为减弱，而现代主义的因素则迅速增强。这一时期的文学非理性、非理想性倾向加强，开始告别现实主义的传统，并向现代主义阶段过渡。为了论证的严密性，论者们也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也存在着一些现代主义流派和创作倾向，只是力量过于弱小，不能居于主流地位。 应该说，“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观点的提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推翻了传统的中国文学史近现代分期的格局，以文学的现代性作为划分的依据，打破了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划分方式。不可否认，中国历史的分期长期以来受到前苏联的影响，认为五四运动是十月革命的反响，从而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历史取缔了文学历史，而没有看到文学本体运动发展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杨、宋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的提出是近年文化界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问题进行重新估价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多数人将整个20世纪的文学历史描述为“现代性”展开历史的语境中，发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的呼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20世纪文学的新的理论话语。 二、批评与反批评话语 杨春时、宋剑华的观点激起了学界的不同反响，一些学者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形成了批评和反批评的理论态势。 朱寿桐认为，如果光是从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的类比对照而言，这样的观察大致是正确的。但论者们忽视了两种基本前提：一是开放的时代前提，二是进化的非线性前提。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及其“现代性”固然要比照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基准和特征加以考察，但在这样的考察中必须更充分地考虑到中国社会现状的特点和中国文学及文化“现代化”的固有特性。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应该承认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在“现代性”的分层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表述为世界批评话语模式中的“近代化”。（注：朱寿桐：《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见宋剑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