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参与、持续对话的“西方同行”(Western Contemporaries)，①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将近一个世纪。这一接受过程大约发端于1930年代的译介，并在新中国初期形成较大规模，进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形成热潮。中西之间的学术旅行是一种双向的过程，既包括“西学东渐”，也包括“中学西传”。在这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原属于中西各自思想文化土壤而产生出来的问题，通过旅行、移植、接受而内化为新的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问题。因此，当我们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接受问题时，不能简单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纯粹的“外在的他者”，而应该视为“内化的他者”。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中国问题的。正如刘康所言，“‘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方法，都是外在的(extraneous，extrinsic)，也是内在的(immanent，intrinsic)。西方理论相对中国而言是外在的。但成为中国的问题后，即经过中国的转换、变异之后，就成了中国学术与思想史的内在问题”。②本文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即1949-1965年前后)的接受情况做一个考察，看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了哪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西方理论在与“中国问题”的交会中是如何被阐释(乃至“误读”)的，它对新中国文论的知识体系建构有何意义？ 一、国际共运背景中的“西马东渐”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全球流变构成“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③的世界性图谱。“西马东渐”得以发生的基本历史契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态势的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重要分支。一战后欧洲诸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相继失败，引发了这一地区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由此形成了对发达资本主义批判为要旨的批判理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人民(或“市民”)的革命意识薄弱是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④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学院化的姿态相比，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革命实践的传统在俄苏和中国等其他地区得以延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正在寻求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极大鼓励，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其中，俄苏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之一。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共享同一个思想资源，但是不同的社会土壤和形成的不同问题意识，决定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同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俄苏和欧美又因二战、冷战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导致全球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复杂关系，如俄苏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产生的“两个马克思”之争、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东欧马克思主义)在苏共二十大后对苏联教条模式的反思及批判以及中苏关系从蜜月期到1960年代“中苏大论战”爆发，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西马东渐”时富有张力的思想背景。 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方式主要有三种。首先，以俄苏为中介。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译本是直接对照“俄译本”进行翻译的，“俄译本”中“前言”表达的观点同时成为中国学者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评说标准。如1957年对列斐伏尔《美学概论》的翻译就是采用俄译本，在原书序言之前是苏联学者斯密尔诺娃撰写的俄译本序言，称该书“是法国进步力量为恢复和发扬法国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而斗争的著作”。⑤还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并没有被正式译介到中国，中国学者主要通过俄苏学者著述中的介绍有了初步的印象。此外，俄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扩散至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因此一些看起来是直接译介匈牙利、东德等国著述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判断依旧是源自俄苏(如对卢卡奇的批判)。因此，“俄苏影响”成为新中国初期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也形成了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接受的一道独特景观：在中苏关系蜜月期，中国学者往往引用苏联学者的观点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苏关系交恶时，中国学界则会间接借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批判苏联(称之为“苏修”)。第二种方式是中国学者直接从俄苏以外其他国家进行译介。有的是直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产国进行翻译。如孙凤城翻译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导演说明》是选自《〈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注释本》(柏林汉舍尔出版社1958年版)⑤、加洛蒂(旧译加罗第)撰写的《卡夫卡与布拉格的春天》一文选自《法兰西文学报》⑦等。有的则是通过他国进行转译。较为典型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内部刊物《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的内部刊物《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这些杂志译介了一些来自欧美、亚洲学者的论文、书评，其中的行文风格以及叙述方式相对于俄苏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激进批判话语缓和了很多，呈现出一种学术化的分析性。一般这些翻译的文章或资料汇编多会以“编者按”(或“出版说明”“编后记”等)的方式表明立场，说明翻译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供批判用”。提醒阅读者注意警惕其中“资产阶级思想”。例如，这一时期对存在主义美学特征进行系统化概括的一篇论文，就是译自美国学者撰写的一篇书评。⑧第三种方式是在国际统战背景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学者的介绍和对欧美国家中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或有左翼思想倾向的学者的欢迎。例如，葛兰西首先是作为意大利共产党杰出的革命领袖在中国宣传；萨特和波伏娃于1955年访问中国就是以“社会主义同路人”的身份得到邀请的；引发1959年“布莱希特热”的一个重要契机是中国与东德建交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