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3)03-0094-07 19世纪末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人类文化史上矗立起了一块划时代的丰碑，它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心理学的领域，而且涉及到了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文学，几乎在精神分析学刚刚问世之时，文学就成了精神分析这一心理科学的最好的盟友，文学既是精神分析学的主要对象，同时又是精神分析学的最为广阔的用武之地。自从精神分析学介入文学创作以后，文学对于人性以及人的本质的刻画已经获得空前未有的深度，而20世纪中像走马灯似的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几乎鲜有不以弗洛伊德主义为其理论基石的。中国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与西方文学接轨，弗洛伊德主义无疑是较早被介绍进来的一种文化思潮。在现代作家之中，能够比较地道、比较娴熟地运用精神分析学进行人物心理描写的，可谓大有人在。在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文化采取严格的封闭政策，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文学中销声匿迹竟达30年之久。而精神分析在中国文学中的全面回归，已经是在80年代中期了。 一、女性文学的理论资源 如果比较一下20年代弗洛伊德主义初入中国和80年代弗洛伊德主义大举回归这两个时期中国作家对弗洛伊德的接受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在20年代，最早接受精神分析学说并用之于文学创作的都是男性作家，鲁迅在1922年写作《补天》时，即是“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1](P341)。在稍后的《肥皂》一篇中，他用精神分析学说刻画假道学四铭的形象，写出他的潜意识中的流氓根性，颇受评论的赏识。郭沫若的《残春》等早期小说写梦、写变态心理与儿童性欲，也明显可见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许杰说他“一度注意过福鲁特的所谓新心理学，恰巧在那个时候，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也介绍到了中国来，于是乎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变态的被压抑的升华，下意识潜入意识的白日的梦，便传染上我的思想，那时的情形，差不多想以性的行动，为一切的中心行动，而去解决、观察一切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2]。这可以说是当时许多男性作家一种共同的倾向，但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如冰心、庐隐、陈衡哲、苏雪林、凌叔华、冯沅君等，即使触及了男女爱情题材，也几乎没有谁显示出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特别兴趣。其中原因在于，一方面刚刚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新女性们还沉醉在情与爱的幸福之中，对于更深一个层次的性的问题还来不及作出思考和关注：另一方面，真正的职业性的女性书写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在新文学的草创时期，女性书写的力量还相当地薄弱，经验亦相当地肤浅，女性的书写还没有成熟，因而也就缺乏一种为女性书写寻找理论资源的自觉性。 与20世纪初的情况大不一样的是，8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复归并且取得辉煌的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女性作家。王安忆、残雪、陈染、海男、林白等在精神分析方法的使用上，其大胆、细腻、到位的程度远远超出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们，而其孜孜不倦的兴趣也不是那些善于追赶新潮的男性作家们所能比肩的。当然，在文学刚刚从“文革”的冰封中解冻时，也有一些较早接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男性作家曾经试图越过这一被禁锢多年的“雷区”，如王蒙等人对意识流技法的运用，但真正引爆这一“雷区”，使人们对精神分析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刮目相看并且对文坛造成一股强烈的精神分析冲击波的，毋庸置疑乃是王安忆的“三恋”的相继问世。这三部中篇小说虽然还是像传统的小说描写男女之情那样用精神性的“恋”来命名，但其内容已经由写情转换为写欲，写人的本能欲望是怎样地不可遏止，怎样地驱使着人的情感活动与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几乎与之同时的残雪的突如其来，则将精神分析由本能欲望的性驱力拓展到了更为宽广的领域中，她的小说以梦呓为主要方式，喋喋不休地探究非理性这一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洞穴，在推崇理性、讲究功利、关注现实、忠于客观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铁幕上撕开了一个裂口。在残雪的创作中，精神分析已经不止于对性驱力的揭示，而是涉及到了日常行为的各个方面，为中国文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开创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就中国文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史而言，陈染的意义也许是最为引人瞩目，因为她不仅仅对自己与精神分析的联系津津乐道，不仅仅将性驱力的揭示由异性之恋开掘到了同性之恋与自恋的深度，而且在于她是首先自觉地以一个女性作家的身份与意识来领会、运用精神分析的，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真正将精神分析与性别意识结合起来。 在此以一种性别比较的方式来描述20世纪中国文学与精神分析之间关系的发展，其用意就在说明中国的女性书写在曲曲弯弯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之后，终于在性别意识觉醒的同时也找到了自己最为契合的理论资源。首先，弗洛伊德主义是从文化压抑与力比多的转移与升华之一基本结构开始立论的，压抑与升华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中心词汇之一。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精神结构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三个层次。本我就是力比多，是人肉体里面总在冲动不安的本能欲望，自我是人的意识，超我则是被本人的意识所认同的一些社会原则、文化理念。本我作为一种肉体中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它总在人体内奔突冲撞，具有强烈的毁灭性，而超我为了维护社会与文化的稳定，则不断地通过自我对力比多进行压抑，双方构成一种紧张的情势。力比多在被压抑之后，或者潜入意识的深层，或者升华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而人类文明往往就在这种创造性力量的推动下向前发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宗法家族社会体制对妇女的压抑是极其严重的，这不仅是表现在儒家文化的礼教总是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观念与非礼勿视、非礼勿言之类的教条来压抑禁锢女性的性欲望，而且也表现在典型的父权文化体制用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观念剥夺了中国女性的书写权利与表达欲望。在这双重的剥夺与压抑下，中国历史上的女性很少有人能够突破父权文化的重围，在民族文明的建树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书写已经发展到完全可以与男性书写分庭抗礼的时候，女性作家在欣喜于自己的才华展露、在快意于自己的表达欲望能够轻盈地腾升的时候，无疑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压抑学说会特别感到亲切。
